10年前就拥有初春的鹤峰人民，今天在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春天里，首先想到的是春天的第一个使者——何亚斌。

     1998年8月1日，鹤峰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和县政协这“四大家”的一把手，一齐专程到武汉，邀请离开这里整整4年的老书记何亚斌回来看看。深爱着鹤峰这块土地和人民的何亚斌，携妻带子回到鹤峰。听说何书记回来了，他下榻的金叶宾馆顿时人流如织，大家用期待的目光，希望能与老书记握一握手，问一声好。特别是当时在百货纺织品公司和供销社改革时反对过何亚斌举措的人，几乎都来了，“我们要请何书记吃饭”，“我们要向何书记道歉”，“何书记是我们的恩人，当初把我们的小饭碗砸烂了，换给我们的是个聚宝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考虑到干部和群众的心情，临时安排了一名县领导在宾馆专门负责探访何亚斌的次序和方式。

    第二天何亚斌去了太坪乡。当他来到桑（植）鹤（峰）公路的三家台隧道旁时，被几个农民认出来了。“天哪，何县长回来了，你修的公路好方便啊……”“从那年你带技术人员测量公路，爬上山顶之后，好高的悬崖，我们几个要背您下山，您硬是不答应，您还再三叮嘱我们要小心……”说着激动地抱着何书记就哭，何亚斌热泪盈眶地说：“我做得很不够，为老百姓办的实事还不多，我要向后来的县委书记们学习……”陪同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应凯和县长彭军的眼睛也湿润了。

   离职6年后的2000年8月，何亚斌再次回到鹤峰，迎送场面更加动人。县政协主席胡巨寿回忆起当时自发迎送的情景，仍十分激动！

    2002年，鹤峰一中素来清高的退休语文老教师唐生海手书一幅字送给何亚斌。他说他一直想写一首诗赠给何书记，但总是不能完全达意，特抄录一首清朝旧诗，“谨借此诗献给我县新政引路人何亚斌先生”。诗云：

    何亚斌连忙摇手：“我可不敢与左宗棠这位运筹边关的中兴名臣相比。不敢当此盛誉。”据笔者考证，这首诗，是在左宗棠奉调回京行前，继任陕甘总督杨昌濬在兰州赞颂他的前任左宗棠的，赞颂这位湘军将领平定匈奴、收复新疆并且重视筑路植树的伟大功绩，诗名《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2004年的春天，在鹤峰是一个似乎幽秘而又欲藏欲露的岁月，致富了的鹤峰人，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何亚斌，从现任四大家领导到普通百姓，从离退休老干部到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每张嘴都是一座丰碑。

    从1994年8月何亚斌被提拔为省统计局副局长离开鹤峰之日算起，到笔者写作此文的2004年5月，已近10年之久了。一位县委书记离任10年，又没有处在什么显赫的地位，却还有这么多人怀念他，这是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地方与他的情感不是在淡化而是与日俱增，这是为什么；在中国，后任领导否定前任领导工作思路的，例子很多，但鹤峰的后几任书记都充分肯定何亚斌的思路，后两任州委书记都赞赏早已离职的何亚斌的卓识，这又是为什么。这些，是外地到鹤峰调研的人想探究的，也是鹤峰人一直感兴趣的。

    有人说，因为何亚斌奋力改革，但改革的成果他没有领到；他很早就顶着压力拓荒般地坚决实行非公有制经济制度，但当后来中央省委州委大力倡导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环境改善时，他又走了，失去了继续大展雄才的机会，为他，更为国家惋惜。

    有人说，因为何亚斌善于用人，特别重视培养擢用当地民族干部。他任期内县委提拔重用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一流才俊，如今其中不少人已进入县级甚至州级领导班子。至今没有人因失职或腐败而倒台的。这些干部当时都是拥护改革开放方针拥护何亚斌工作思路的，沿着这条思路走对了，业绩突岀了，这些人就用对了，理所当然受到后任班子的器重。

    有人说，何亚斌的功绩就在于他给鹤峰找到了一条适合县情的民营经济发展思路，更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当时政治小环境不适宜的背景下坚决地开创性地实施了这一思路，从产权制度上实际解决了产权归谁所有、收益归谁支配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从而比其他县市赢得了早5至8年的宝贵时间。他的思路完全符合后来的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甚至某些具体文字表述。

    有人说，何亚斌对鹤峰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通过组织鹤峰的干部群众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并且取得成功，解放了鹤峰人的思想，转变了鹤峰人的观念。他留给鹤峰一笔精神财富。用一位老宣传部长刘藻华的话说，何亚斌教育了鹤峰一代人。

    还有人说，因为何亚斌具有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他有一种精气神，永远向上永远进取的精气神。他的学识和谈吐令人折服，他的演说不仅思路清晰，语言优美，而且有一股强烈的感染力，能够激励他的下属，能够组织千军万马为了既定的目标去勇敢奋斗。

这些言论，都从一个侧面部分地反映了何亚斌至今不被鹤峰人遗忘的原因。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说，“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何亚斌就是一位非常之人。

笔者最近探访了何亚斌。他只说，感谢鹤峰人民，我为鹤峰人民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感谢我的前任县委书记和知心朋友张泽洲，感谢后几任班子的认同，特别要感谢继任的几位县委书记叶太俊、彭军和朱惠民，是他们把改革之路、发展民营经济之路坚定地走下去了，光大了，使鹤峰这个当时全州最穷的县现在成为全州财政状况和农民收入状况最好的县。

    几年来，有不同年龄的干部，不同行业的民营企业主，数次叩开我的家门，几乎提出同一个主题：你作为当时的《恩施日报》驻鹤峰记者站的站长，作为一名苗族土著，作为熟悉何书记情况的鹤峰人，应该写一写我们的老县委书记何亚斌。

    我何尝不想写！1994年春，恩施州作家余友三和我为了写作何亚斌其人其事曾暗访了20多天，后写成近3万字的稿子，送何书记核实，结果被他“枪毙”了。他严肃告诫：不能在任何地方发表！

    稿子一搁就是10年！10年过去了，何亚斌经过时间的检验，是立得住的。诚然，这篇小稿子对于年已56岁的何亚斌来说并无什么作用，他也不需要。但我还是要记录下来，并且决定将这篇原稿收入我的纪实文选，发表出来。一是了我自己的心愿，二是也给向我提出要求的人们一个交待，三是在人们探究何亚斌何以经久不衰的热议中也做一席发言。

    1989年8月，刚过不惑之年的何亚斌主动放弃在武汉的优越条件，携妻带子，来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他是被省委交流到这里并提名为代县长的。他身材魁伟，给人以精干坚韧的印象，走路又像职业军人，加上高高鼻梁上的那副眼镜，给人几分知识人的生气。

     迎接何亚斌走马上任的鹤峰县，是一个长期吃财政补贴的县。从1949年到1984年，累计吃补贴7067.7万元，年平均201.7万元。1988年，财政累计赤字达200余万元，人均国民收入为全省79县（市）的倒数第四名，工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均居全省倒数第一位。

    冷冷清清的县城，上午要到9点钟以后街上才有几个姗姗来迟的卖菜人，晚上8点来钟就关门闭户行人稀少，人们的生活节奏十分缓慢。信息闭塞的程度也是全省罕见，就连电视也只能在晚上6点半以后0点以前才有，而且收不到湖北台的节目。干群情绪低落，到处弥漫着失望情绪。半年前一位办委主任忧心忡忡地说：“下任县长，就是来个孙悟空都不行！”

    他的到来，引起鹤峰各界的普遍关注。人们看他如何动作。老百姓希望他的到来能给鹤峰带来真正的变化，但也有人观望，怀疑，担心。他首先辩证地审视鹤峰，在劣势中寻求优势，在被动中寻找主动，在危机中寻求生机。他认为鹤峰尽管如此贫穷落后，但有资源优势，他要在这张鹤峰人民已经打好底稿的纸上，重新着笔润色，画出一幅九十年代的油画来。

    这幅油画怎么画？何亚斌通过认真的深层次的调研后，有这样几个镜头总是在他大脑的荧光屏上反复浮现：县百货纺织品公司的巨额亏损不说，单从一个数据就让人瞠目结舌，全县仅20万人口，该公司仓库里库存的解放牌球鞋就有16万双，而且还在继续进这种货，减去不能穿这种鞋的儿童和妇女，全县人均就有两双多。在县直，非农人口吃的米基本上是陈化米或有霉味的大米，这些米都是从外地调来的计划供应；在农村，农民的负担与日俱增，已经出现种不起自己承包责任田的局面……

     何亚斌认为，鹤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严重亏损，面临破产和职工失业的矛盾；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科学技术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农产品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矛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负担不断增加的矛盾；粮食的买难与卖难交替循环的矛盾；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不适应的矛盾等等。归根结底，这些矛盾是计划经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磨擦与碰撞所引发出来的必然现象。

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拿出相应的改革措施。改革，究竟改什么？又怎么改？从中央到地方，上上下下都在摸索，何亚斌一直进行着这方面的思考。想到这些，他的眼前就总是闪现岀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它像星辰一样昭示着何亚斌。何亚斌有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且有拼死而为之的坚强决心。

为了实现他的真知灼见，何亚斌的第一步棋用在“人和”上。他知道，要把鹤峰的经济搞上去，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理顺关系，加强团结，“四大家”才能在经济建设主战场，同下一盘“经济棋”。

何亚斌重言重行，“诚”为导，“我”当先，“断”做剪，“情”似梳，理顺上下左右的关系。

    何亚斌继续下“人和”的第二步棋：解放中层领导的思想，让越来越多的鹤峰人士走出山门，学习改革开放的具体方法，学习现代文明，学习实用技能，使这些人以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指导山区工作。由此开创了闻名全国的“软出山”系列工程。

    何亚斌的第三步棋还是下在“人和”上。他在1989年12月提出：县政府在全面完成各项经济工作任务的同时，县政府每年为民兴办8件实事。

    改革，即革命。鹤峰曾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官制，改由朝廷统一派遣交流官员到原土司领地任职的流官制。第二次是1928年，贺龙来鹤峰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新政权，一批山外知识干部带来了新风。第三次是1950年土地改革。这三次改革行动，对鹤峰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何亚斌酝酿的第四次改革，总体思路是先实行经营机制改革接着立即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先期实行“国有民营，公有私营”，转换经营机制；接着马上实行民有民营，改变所有制，将混沌的产权明晰起来，在全县范围内彻底实行非公有制这一根本的产权制度。用何亚斌的话说，要把非公有制经济写在鹤峰县委的党旗上！这一改革对于鹤峰来说，理当比前三次改革具有更大的广度、深度和难度。要实行这么重大的改革，没有“人和”的基础显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