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25军与东北军的一次恶战中，爷爷身负重伤，被机枪打断了好几根肋骨，手臂挨了一马刀，大腿被红缨枪扎了一个血窟窿。随军民工抬着血人似的爷爷向后转运，见四周无人，几个民工把我爷爷等一众红军重伤员往山路上一扔，自顾自逃命去了。可怜爷爷苏醒过来时，红军已经在数百里之外了。从此爷爷不幸掉队，东躲西藏，辗转了很长时间才跑回家来，重新成为一个本分的农民。

    爷爷回到家时，在红25军当营长的大哥已经牺牲，死得非常惨烈。在红四方面军当兵的三弟杳无音信，有人报信说红四方面军败退四川时，三弟被敌人打死了，而且言之凿凿，令人不能不信。爷爷和父母一起，含泪将大哥的棺木下葬，为三弟挖了一个坟坑，把三弟小时候穿过的衣服鞋袜埋在坑里，建了一个衣冠冢，逢年过节点香上贡。那个时候兵荒马乱，信息闭塞。当兵吃粮的人多，死人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这种情况相当普遍，大家认为很正常。

后来抗战爆发，国共也合作了。国民党军和地方民团也不再骚扰我们家，不把我家当作“匪属”对待，邮路也有些通畅起来。爷爷的三弟从延安来信，告诉家里自己还活着，经历过“反六路围攻”、“嘉陵江战役”、“松潘战役”、“成都战役”、爬雪山过草地和西路军惨败后，辗转到达延安。爷爷收到三弟的延安来信之后，虽然惊喜，但并不马上相信，处在半信半疑之间。我小时候在爷爷的柜子里找吃的，偷看过这封信，可惜后来丢失了。

    1949年4月，四野大军在林彪司令员的率领下，大军南下，浩浩荡荡杀奔武汉，拉开了解放大武汉的序幕。一天夜里，小雨下个不停，外面漆黑一片。爷爷正在豆油灯下搓着麻绳，准备打些草鞋卖。奶奶在织布机上穿梭引线，聚精会神地织着土布，突然听到村中的狗狂吠乱叫，爷爷赶紧吹灭油灯躲起来。兵荒马乱的年代，兵、匪过路、派款、筹粮、抓夫，非常频繁，司空见惯。老百姓能躲就躲，能跑则跑。说时迟，那时快，爷爷还没有来得及躲进夹墙，大门就被弄开了，一些军人涌进了家门。

    这些军人果然是来“抓夫”的，只是比较文明一些罢了。他们说是解放军四野43军的，“请”我爷爷去给他们的部队当向导。爷爷无奈跟着他们走。大约走了一个时辰，爷爷见这些人很和气，就大着胆子和他们说话拉家常。当兵的告诉我爷爷，他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是当年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让我爷爷不要怕。爷爷一听他们是当年的红军，很兴奋，说他也是红军，兄弟几个都是红军。当兵的听后，就把我爷爷的话报告了他们团长。正巧团长也是四方面军出身，红安人。他很好奇，就来和我爷爷说话。当我爷爷说到三弟的名字时，团长很高兴地说：我认识他，他还活着呢！他一直在延安，现在是彭德怀的一野某兵团医院的院长，正在随军征战大西北呢！爷爷兴奋得不得了，忍不住哭了起来。团长这人不错，立马就放了我爷爷，让他回家去了。

   爷爷不顾天黑雨滑，一口气飞奔几十里，回家把三弟确实还在人世的消息，告诉已经年迈的父母，一家人欣喜若狂、抱头痛哭。这一夜，成了老屋最温暖的一夜。第二天，就挖平了三弟的“衣冠冢”。他的三弟在1954年的时候，从甘肃回到老家，这时他已经是一个解放军的正师职领导了。

关于这一夜的传奇，爷爷念叨了几十年，也为我们不厌其烦讲了几十年。值此“八一”建军节前夜，粗略记之，以向爷爷的红军先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