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_武汉新市民网

母亲

时间：2018-09-02 来源：武汉新市民网作者：潘和咏点击：次

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二十多天了。母亲在世的时候，虽然她在武汉有一处自建的小房子，但她坚持住在乡下老家，一来故土难离，村子里都是熟悉的人事和亲切的味道，她住着舒心。二来她一生独立，不愿意为儿女添一丁点麻烦。因为不放心，我们兄弟姐们每周都要轮流回去看望。现在母亲走了，每个周末我们仍然会不约而同地回去，在老屋母亲的灵前，叫一声“妈”，烧一炷香，添一碗饭，敬献一杯她爱喝的绿茶，陪她坐一坐，说说话。离开的时候，向她作一个揖，对她说：妈，我们走了，过几天再回来看您……
母亲是今年六月突然中风的，倒下去就没有起来。我们在接到村里电话的时候，所有的兄弟姐妹和晚辈们迅速出发，火速奔回到母亲的病床前，对着不省人事的母亲千呼万唤。她醒来时，已经是三四天之后了，但是已经记忆模糊，大小便失禁，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所有亲戚、晚辈子侄和外甥们，纷纷赶来看望，给了她很大的安慰。尽管不认识人，叫不出大家的名字，但是她还是对每个来看望她的人微笑，向他们伸出手，表情还是那么亲切、慈祥，充满爱意和感激。
母亲是一个好性子，一生不与任何人红脸吵架，凡事忍让为先，宁可自己吃亏，也从不计较。她最怕给人添麻烦，却不怕别人给她添麻烦。在我们家几十年，先后悉心照料了三代六个老人，为他们养老送终，让每一个老人安详有尊严。她个头瘦小，柔弱少力，却撑着我们家大半个天空。她的无争无求，她的至孝大爱，她的劳苦担当，深深地影响了我们，以至于在我们的人生中，满是她的痕迹和影子。
母亲年老的时候，一直受到儿女们的尊重和敬爱，也受到村人、亲戚和晚辈的衷心爱戴。在武汉居住的时候，经常有人专程来看望；在老家，更是隔三差五有人问候。村子里不论谁从外面回去，总会给她捎上一点东西：有时是水果，有时是点心，有时甚至是几个馒头。不管是什么，她都很开心，会向我们念叨好多遍。特别是她的那些外甥们，每次来看她，她都笑得合不拢嘴，特别开心，也特别心满意足，逢人便要夸耀一回。
一生习惯于照顾别人的母亲终于病倒了，病得完全不能自理，需要别人服侍照料，这是她晚年最担心的事情；担心在不能动的时候拖累儿女，担心自己死在外面而不是死在老屋。值得欣慰的是，在关键的时刻，她的儿女们纷纷表现出至诚至孝的报恩本性，给予了母亲极大的宽慰和无微不至的照顾。姐姐妹妹自不必说，大弟媳妇留在老家服侍，小弟弟毅然辞职回家照顾母亲，还有小弟媳妇，在母亲的病床前撘一个铺，24小时守候。
母亲大小便失禁，弟弟和弟媳妇们不嫌脏臭，不戴口罩和手套为母亲清理，坚持每天给母亲洗两次澡，让母亲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轻言细语地哄着母亲吃饭、喝水，像逗小孩子一样逗着母亲开心。早上或者黄昏，他们会抱起母亲，让母亲坐在轮椅上，推着轮椅在村子里转一转，在母亲耳边讲那些过去的事情，希望能唤起母亲的记忆。直到母亲病情危重，临去世的那天早上，弟弟还推着母亲在村子里转了一圈，让她与熟悉的村子最后告了一个别……
母亲一生平淡，没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生活充满艰辛。她的一生，可以用扁担两头的两桶水来形容：前半生是一桶苦水，她在苦水中浸泡打熬。后半生是一桶清水，她在清水中安闲滋养。与她们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磨练出惊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她在晚年的时候，对于那些苦辛得堪比黄连的故事，总是念念不忘，总是要我们找个能写的人，把她在苦水中挣扎的故事写出来，“比那些电视还要苦”——她坚持这样认为。
母亲名叫汪素娥， 1934年生人，属狗。那个年代，乡民并不知道公历纪年，只知道民国年号，1934年是民国23年，所以母亲一生只记得她是民国23年出生的。十多年前，老家开始登记户口，把她的名字错登为“汪素”，出生时间登记为1936年。户籍登记错了，就不能随意更改，我们也只好将错就错，为她办理各种证件时，写“汪素”这个名字。小时候我们弄不懂母亲的名字中为什么有一个“素”字。母亲解释说，因为她从出生一直到长大，总是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身子骨又瘦又小。因为太瘦，大人们就给她取了一个小名“素”，因为在乡音中，“素”和“瘦”的读音完全相同。
母亲出生的年代，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战火纷飞，饥馑瘟疫频发，能活下来就是奇迹和造化。她本来出生在黄安（现在的红安）一个叫汪家畈的村落，出生时一个很亲的长辈因为参加红军被杀，整天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两岁时亲生父亲不幸病逝，家庭顿失唯一的依靠，生活陷入绝境，她的母亲无奈只好带着她改嫁到黄陂叶家田一个袁姓人家。好在这户人家对她们娘俩相当不错，并没有把她看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使她的童年虽然贫苦，但享受了家的温暖与爱。逢年过节，汪家畈的几个哥哥，总会轮流来接她回去住几天，享受哥哥和伯爷们的呵护。骑在哥哥们的脖子上，走很远的山路回家，是她童年最幸福的记忆。或许是这样浓浓亲情，给了她一生坚守的善良和慈悲！
母亲很小的时候，就承担了家中很多劳作重任：放牛、喂猪，担水、种菜，砍柴、拾荒，纺纱、织布。还要采摘野菜野果、舂米推磨，日夜不能闲着。冬天时，还要和村中的小伙伴一起到山间田野，去捡拾一种名叫“油籽”的果实，用来卖钱。一个冰天雪地的早晨，她和另外两个六七岁的小姑娘一起到一个水塘边捡“油籽”，看到冰面上有一些散落的“油籽”，其他两个小姑娘胆小不敢去捡，我母亲一个人下到冰面上，不料冰面突然裂开，她直接掉进冰水里。四野无人，小孩子又没有气力，她在刺骨的冰水中挣扎了很长时间，才自己慢慢爬上来，没有被淹死，也没有被冻死，真是奇迹。
这大概是她记忆最深刻的“惊险”故事，以至于我们听了几十年。近几年，也许是年岁渐老的缘故，她给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这个“捡油籽”的故事。今年四月，我们把她接到武汉住了几天，在接她送她的车上，她反复地给我们讲，给我描述当时的惊险，我们假装从来没有听过，认真听她讲，偶尔插几句话，问一些问题，惹得她精神大好，一遍又一遍地讲，以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车程一个半小时，她重复讲了七八遍。当时我想，母亲变得如此健忘，如此执着地回忆儿时的事，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预兆呢？
母亲刚刚懂事的时候，日本人来啦。乡里人一般把外国人叫做“洋人”，把日本人称呼为“东洋人”，把日本打进来叫做“闹东洋人”。母亲多次经历过“闹东洋人”，尽管那个时候她年龄尚小，许多事已经不记得，但是对亲历的“鬼子进村”，因为惊险，所以记忆深刻，终生不忘，经常向我们提起。
有一次，日本鬼子来了，村里人扶老携幼“跑东洋人反”，匆匆忙忙到附近的山中树林中躲避。母亲本来跟着人群跑出了村子，但因害怕晒在门前的一件小花衣服丢失，壮着胆子独自回村。刚进村口，就看见村子里到处是“东洋人”，屋顶上架着机关枪，很多“东洋鬼子”在挨家挨户追鸡打狗，弄得鸡飞狗跳。她也不怕，径自回到家门口去收衣服，所幸衣服还在，她拿起衣服就跑，“东洋人”见她是个小孩，也没有把她怎么样，于是她飞快地跑掉了。这是她一生难得的一次“勇敢行动”。每每给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总会一脸自豪地说：我也不明白，我怎么那么大胆呢？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微笑。
还有一次“闹东洋人”，一些老人和孩子没有来得及跑出来，被困在村子里。“东洋热”封锁了村子，到处砸门扒墙翻找东西，满村捉鸡子，把村子里的鸡子抓了个干净。有一个老奶奶，坐在织布机前一动不动，任由强盗们肆虐抢劫。等“东洋人”走后，老奶奶才从衣服里淘出藏着的一只老母鸡。村里人都感到奇怪，为什么一只活生生的鸡子，安安静静地在老奶奶的破棉衣里呆了那么久，不叫不闹，也不瞎扑腾呢？难道鸡子也知道危险就在身边，晓得利害吗？这是母亲一生没有弄明白的事情。
母亲天生胆小，小时候更是如此。因为家里穷，没有自家的田地，几块菜地也是在离家很远的一个山洼子里，经常有野兽出没。母亲最害怕的是一个人去菜地种菜摘菜，但是又不能不去，每次都是提心吊胆，害怕得不行。一年冬天，大雪纷飞，一片萧索，一天傍晚，她一个人又去菜地摘菜，看见菜地的垄沟里有半条死狗，明显是狼咬死吃掉的。之所以只吃了一半，可能是因为狼看见有人来了，悄悄躲了起来，并且就在附近。吓得她扔掉菜篮子，拔腿就跑回了家，从此再也不敢一个人去菜地了。
母亲的胆小是比较有名的。2005年，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在老家，她不敢在老屋居住，每天到邻村妹妹家过夜。很多人劝她不要怕，但是她总不能胆壮起来。无奈我们在征求全村人同意之后，在村子中间为她盖了一个小屋，配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嘱咐她每天晚上点灯睡觉。村里人不论是谁，晚上经过她的屋子，总会喊她几声，给她增添一点胆气。后来我们在武汉给她弄了几间房子，她也要开着灯才能睡觉。这种胆小怕事，估计和小时候受到惊吓有很大的关系。
母亲的娘家有两个：一个是红安的汪家畈村，是她的出生地。一个是黄陂的叶家田村，是她的成长地。对这两个地方，她都有着浓厚的感情，没有半点厚薄之分。母亲晚年的时候，娘家的亲人们接她去住一段时间，她都会兴奋得像个孩子，逢人便说以前的人和事，说了一遍又一遍。好在娘家人对她极好，给了她极大的宽慰。回娘家一趟，她就会精神大好，红光满面，比吃了蜜还要美滋滋。我们看了，也极为感动。只要娘家人来请，母亲就会欢天喜地地收拾东西，乐颠乐颠地催我们快点送她……
母亲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贤惠人，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认识一个字，更没有读过“朱家一本教儿经，万古流传到如今；若是人家有一本，兴家创业人上人”之类的“经典”，却在骨子里，继承了世世代代传统的孝悌之道，体现在无声的一言一行之中。相夫教子，孝敬公婆，尊老爱幼，不惹是非。有怨不结，有恩必报，待人以礼，忠人之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歌颂与倡导的一切美德，集于她的一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是一个榜样和标杆，是一本难得的教科书，是一部活的“德行篇”。
母亲后来有了两个弟弟，两个弟弟基本是母亲带大的。大弟弟不幸夭亡，于是对小弟弟更加爱护。从我们记事起，她就要求我们要对舅舅好，不能有一丁点的不恭敬。只要是舅舅来家，她就欢天喜地，高兴得不行，忙前忙后张罗着炒菜煮饭，生怕舅舅没有吃好喝好。在她病重弥留之际，舅舅来看她，她总是伸出干枯的手臂，握住舅舅的手，深情地望着他，露出依依不舍的挚爱之情，令人动容。她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兄弟姐妹，永远不能对舅舅不好。去年舅舅过七十岁生日之前，母亲反复叮嘱我们，一定不能缺席舅舅的寿宴，直到我们纷纷赶回来了，她才放下心来，露出欣慰的笑容。母亲去世后第三天，舅舅和我们一起到坟山为母亲“覆土”，一只美丽的蝴蝶一直围着舅舅飞，落在舅舅的手上，不肯离去。伸手去抓，蝴蝶也不飞不动。我们坚信，这只蝴蝶一定是母亲幻化，轻轻地来与舅舅惜别……
母亲是我们家的大功臣，不仅仅是生育了我们姊妹五个，对待家中的老人真的是无微不至，耐心周到。老人们亡故前都是久病，大都是卧床不起很长时间，母亲一点也不嫌弃。爷爷当年是患直肠癌去世的，患病的时候，严重便秘，总是母亲和我妹妹为爷爷一点一点地抠，再为爷爷洗得干干净净，从来没有怨言。家中的老人，走得都很安详，很有尊严。母亲为我们家族做出了大孝大爱的榜样。母亲自己病了，儿女们如此尽心尽力服侍，恪尽孝道，平和安详而去，后事处理得顺利周到，是母亲一生种下的莫大善因，结出的莫大善果。佛家所说的“因果报应”之“异熟果报”，在母亲身上，得到很好的诠释和验证。
我家一直是村里村外有名的贫困户，以前叫“缺粮户”。人口多，劳力少，缺粮是常态。我在小学、初中的时候，曾经多次饿得大哭。读高中时，在学校一天只吃两餐，节省的米粮，要卖掉买书读。即便常年吃了上顿愁下顿，母亲也能热情待客，于礼节方面毫不马虎。秋收之后，秋猎开始，远方本家的秋猎队，总会落脚在我家，每次有一二十人不等，在我家打地铺睡觉，在我家灶膛搭伙吃饭，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当然这是我们小孩子最开心的时候，可以学着猎人们打着绑腿，威风凛凛地随着秋猎队进山打猎，好玩的很。但是可难为了母亲，每天除了要侍候我们一大家子，还要照顾好客人，让客人们满意，着实太不容易了。此外还有那些游方的货郎、要饭的“花子”、阉鸡的本家等等，只要来我们村，都是把我家作为落脚点，母亲对待他们，从来不厌烦、抱怨，总是笑脸相迎，让人家有宾至于归的感觉。那些拾荒的外乡人，四处迁徙的放鸭人、行脚的路人、补伞修鞋和打铜磨刀的师傅，只要母亲看见，她就会同情人家远离乡土，生活不易，想方设法给人家送些时蔬腌菜粥饭之类，接济和帮助别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城市青年，高中或者初中毕业以后，大都要响应毛主席“到农村去，那里大有作为”的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国家给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下乡知识青年”，简称为“知青”。大部分知青被集体安置在遍布全国的“知青点”，少部分投亲靠友分散于村乡巷闾。我们家也先后接纳了两个知青——三爷爷的两个儿子，爷爷的亲侄儿，父亲的堂弟，我们称呼“叔叔”。他们“下放”到我们家的时候，只有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前后呆了6年。
两个知青叔叔称我母亲为嫂子，而我母亲，则充当了“嫂娘”的角色：既要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们的生活起居，包括一日三餐、缝补浆洗，还要想尽办法让他们舒服开心，安全健康地成长，不能有丁点闪失。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缺钱缺粮的日子，其实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母亲每天扯着愁肠算计日子，“借”和“赊”就成为母亲每天的常态：借钱、借米、借油；赊烟、赊盐、赊酒。借了还，还了借；还请赊账，然后再赊，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向前熬着。因为穷，远近的供销社和商店，都不愿意赊账给我们家，有时只好用两三个鸡蛋，到供销社，换三五根烟，打二三两酒，灌半斤煤油，这已经是有面子的时候了。
母亲身材瘦小，又只有一个肩膀能挑担子，不会“换肩”，所以挑东西特别费力。我们生产队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要到相对比较富庶的邻县——红安去借粮，收获后再连本带息送还。这一借一还都是车推肩挑，远路无轻但，辛苦得很。一般男人用车推，女人用担子挑。每次借粮还粮，要挑着重担走几十里山路，母亲总是把年龄尚小的姐姐带上，一来有口集体饭吃，二来姐姐可以和母亲换着挑一挑，不至于掉队。但是一趟担子挑下来，两个弱小的身子，会难受好几天。
就是这样一副柔弱的肩膀，却挑起了全家11口人的生活重担。母亲用她的善良、坚韧和信义，把一大家子人拢在一起，和和睦睦，没有抱怨，没有争吵，没有算计，一个典型的乐呵穷人家。也以她的温顺的性格和高尚的人格，构建了一个和谐宽松的邻里关系。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母亲用浓浓的真情，深爱着每一个亲戚和晚辈，不论是她娘家的内侄，还是姑妈家的外甥；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她都给予了无尽的牵挂和呵护，视同己出。正因为如此，大家都尊重她，爱她。逢年过节，大家都要来拜望她，和她说说亲热的话。她生病了，所有的亲戚，无论老小，都来看望。姑妈家的几个表姐妹和表弟，更是多次来到她的病床前，给她莫大的宽慰。母亲在还能言语的时候，经常非常自豪地说：我的那些内甥、外甥们，哪一个都没有忘记我……
不仅那些亲戚、晚辈没有忘记她，那两个当年下放在我们家六年之久的知青叔叔，也从来不曾忘记他。经常偕同三爷爷家另外的姑姑、叔叔们回来看她，嫂子前嫂子后地叫，透出无限的亲情。每当他们回来，母亲就格外高兴，和叔叔们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吩咐我们招待好叔叔们，生怕他们受到一点怠慢。母亲弥留之际，我给叔叔打电话，告知母亲的病情。叔叔大为惊讶，狠狠地对我说：你再晚告诉我，我会搞你的人的！尽管叔叔说了气话，但我也很感激，这是叔叔们对母亲恩情的一种迸发，是藏于内心深处的一种亲情，日久弥深。
我读高中的时候，学校在离家很远的镇子上，中间隔着宽大的木兰湖，上学放学很不方便，所以只能在学校住读。学校有简易的食堂，为住读的学生提供蒸饭的蒸笼，但不负责热菜。每逢周日，我们返校之前，母亲总是要给我准备好一周的大米和菜。菜是用罐头瓶子装着的，瓶子的下半部装着腌菜，上半部装着青菜。上面的青菜供每周前几天吃，下面的腌菜供后几天吃，因为没有冰箱冷藏，青菜保存不易，只能这样。
为了让我能吃饱饭，母亲总是悄悄多给我舀一些米，反复叮嘱我要吃饱。可是我每次总会把米偷偷卖掉一部分，用卖米的钱买些小说和读物，晚自习后躲在蚊帐里看，看得津津有味。所以我每天只吃两餐稀粥，经常饿得头昏眼花，肚子咕咕叫。好在母亲在我周末回家的时候，想尽办法给我开小灶，让我吃饱吃好。白米饭是难得的奢侈品，母亲也没有办法满足我，只能在我的碗里，尽量捞一些干的，多些米粒，少些红薯，菜里多放几滴油。运气好的时候，弄些乌龟王八在锅里一锅煮，然后关起门来偷偷吃——那个时候乌龟王八多，乡人不吃这些东西，所以吃乌龟王八，是极为丢人现眼的事情。
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令母亲操心的是我。高考后上大学没有钱置办衣物行李，学费没有着落，母亲督促父亲四处告借，愁得在屋里偷偷哭。后来在姑妈、三爷爷和大伯等长辈亲戚的支持下，才勉强上得了学。大学毕业后我应征入伍，离家的前一晚，娘俩在油灯下说了大半夜的话，母亲反复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勤快做事，莫怕吃苦，听领导的话，对人要好，不偷不抢，做个有本事的好人。临行前，我把所有的行李、衣物和余钱都留在了家里，只穿了一身最旧的衣服和一双破凉鞋上路。母亲不舍，硬要塞给我十块钱，说穷家富路。我知道这十块钱是母亲出面向人借的，坚决不要，对母亲说，到了部队上，什么都会发，也会有工资，莫担心。母亲坚持要送我，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几十里路外的车站。我乘坐的汽车开出很远，回头看见母亲和父亲，一动不动地目送着车子远去……
我当兵后进了军校，穿上了崭新的军装，每月有59元的工资，这在当时算是高薪。第一次领工资，除了当月的工资，还补发了两个月工资，加上各种补贴，一下子领了二百多元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这么多钱，兴奋得小心脏扑通扑通乱跳。我把大部分钱汇给了家中的父母，一遍又一遍地想象着母亲接到汇款后的幸福和满足。想象着父母拿着这笔钱，自豪地去供销社还赊账，还人家的借款。挺胸抬头地买很多油盐酱醋，还给所有好心借给我们的四邻。想象着母亲可以摘掉被人叫了几十年“苦人”的外号，露出舒展幸福的笑容。那几个晚上，我一直做这样的梦，在梦中和母亲一起欢笑。
军校毕业了，我被派往云南前线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一去就是半年。只要有可能，我就会给家里写信，给父母报个平安。那时候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平安回到家，见到自己的父母。头部受伤的那个晚上，我躺在后方医院的病床上，想着我还活着，想着母亲在老家的日夜守望，我偷偷地哭了。凯旋之后，我给父亲、长辈们买了很多礼物，给母亲买了一件羊毛皮背心，希望母亲从此不要再受饥寒，永远有温暖。当我迫不及待地日夜兼程回家，出现在村口的时候，母亲和父亲拉着我，哭的格外伤心。
许多年前，隔壁村的老乡亲们因同情我们家穷苦，给母亲起了一个外号，叫“苦人”。那年腊月二十九，临近年关，家中却一贫如洗，没有钱置办年货，半两肉也没有买。隔壁肖家湾一个叫肖显能的长辈，看到我们家这个样子，很是同情，动了怜悯之心，把他们家割的年肉匀了几斤送到我们家。母亲千恩万谢，高兴得不得了，一家人总算能好好过个年了。不料一个债主上门要钱，看到了堂屋里挂着的那块肉，对母亲说道：你们家有钱买肉，没有钱还账，对不起了，用这肉抵债吧。母亲可怜巴巴地央求债主，容过年后还债，肉不要拿走，让我们一家老小过个年。债主不依，提了肉便走。好在村子里很多人出来说情，好说歹说，那人还是把肉割走了一大半。母亲很悲伤，也很无奈，大家就喊她“苦人”。
母亲的确很苦。生产队的时候，母亲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每天黎明时分，起床生火烧水，叫醒上学的孩子，打开鸡笼，准备猪食，张罗柴火，做好出工的农具准备。天刚蒙蒙亮，出工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七点多钟，匆匆从田地里赶回家做早饭，而后招呼老人孩子吃饭、刷锅洗碗，喂鸡喂猪，挑水扫地，整理家务。然后出工、做午饭，再出工，再回来做晚饭。家务都料理完了，夜已经很深了，还要坐在灯下缝补衣服，做些零碎活。饭菜是母亲做的，但是吃饭的时候，她却很少上桌，总是全家人都吃完了，她才从厨房出来，吃些剩饭剩菜，吃点稀粥腌菜。
母亲是巧手，有几样拿手活。一是腌菜的水平一流，从不酸缸倒缸，特别是腌洋姜，爽脆鲜嫩，别有风味，每到吃饭的时候，一村的老少都端着饭碗来家分享我家“腌洋姜”的美味。孩子们恶作剧，经常偷偷地跑到我们家的腌菜缸里捞洋姜偷吃，母亲看见了，总是笑眯眯地当做没看见。第二个绝活是手擀面做得好。母亲擀面的时候，我们总喜欢在边上欣赏，一招一式，娴熟而精准，快捷而不凌乱，擀出来的面又薄又均匀，口感极好。有一次我又饿又馋，趁母亲不注意，站在锅边一口气吃了五大碗。还有一绝是煎豆腐：豆腐切得匀称，分量划一，下锅煎炸，火候掌握得极好，两面金黄，色泽诱人。此后几十年，我一直爱吃煎豆腐，但总吃不出母亲做出来的那种味道。
母亲是一个很敏感很重感情的人，她养大的猪，被牵走卖掉时，她会跟着猪呼唤很远。她说狗通人性，所以从来不吃狗肉，美其名曰“狗肉上不了正席”。也不吃鳝鱼，说鳝鱼是善人变的……对别人的施恩，她一定要报答。尽管家中长年累月欠着人家的债，但她从来不失信于人，在她的心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无论多么陈年的债务，只要条件许可，她总会主动上门归还。有时实在没有办法还钱，她就会向人家保证：父债子还，我有三个儿子呢！父亲去世的时候，留下来很多债务，母亲一一偿还干净，并且反复向人家表达歉意和谢意。等她还完了宿债，一身轻松的时候，才肯随我们一起来武汉居住。
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父母也决不允许我们走歪路。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偷拿了姐姐的一块钱，买了笔、墨水和火柴之类。被发现后，父亲让我跪在祖宗的神龛前，用扁担狠狠揍我，揍得我浑身痛极，鬼哭神嚎。母亲破天荒地不仅不护着我，反而帮着父亲责骂我。后来渐渐长大，才明白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希望我走正道。母亲说：自己的是自己的，别人的是别人的。只要不是自己的，一根草都不能拿。这句话，我牢记了一生，奉为做人的至理名言和金科玉律。以至于小朋友们调皮偷黄瓜、花生时，我宁可被小朋友们笑话为“胆小鬼”，也绝不参与其中。
2003年，父亲突然病倒，中风引起偏瘫，生活起居困难，精神状态很差。母亲更是起早贪黑，烧火煮饭，千方百计为父亲调理身子，给予病中的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弟弟妹妹们成了母亲最贴身的帮手，弟弟和妹妹请假在家，帮助母亲照料父亲，把父亲照顾得妥妥贴贴。母亲负责调理饮食；弟弟把父亲抱进抱出，洗脚按摩；妹妹为父亲端茶倒水；姐姐也经常回去为父亲延医送药，给了父亲极大的安慰，也减轻了母亲很大的负担。2005年大年初一，父亲去世，我的夫人一直守候在父亲身边，握着弥留中父亲的手，足足两个多小时。看到儿女、媳妇、女婿们一个比一个孝顺，母亲非常欣慰。
父亲去世后，儿女们各自在武汉忙碌着讨生活，母亲一个人在老家，形单影只，很是孤独。夫人建议我们把母亲接到武汉来住，早晚有个照应，免得两头互相牵挂。但我的房子楼层高，没有电梯，爬上爬下很困难。加上母亲一生只会烧柴火土灶，不敢用煤气，中午我们上班之后，母亲的午饭不好解决。于是我们在弟弟们居住的左近，为母亲弄了一个小屋：两小间房子，一个简易厨房和卫生间，一个小小饭厅，总共六十多个平方。房子虽然极小，非常简陋，不像个样子，但毕竟能让母亲有一个安身之地。母亲也很高兴，又能和自己的儿女们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每天晚上大家聚在她的小屋子里，听她讲过去的事情，欢声笑语，温馨又和睦。
有一次，母亲在散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左小腿粉碎性骨折。我们把她送到医院，拍片、正骨、打石膏。骨科主任建议最好手术治疗，因为骨折情况非常严重。大家都守护在身边，妹妹当即给单位打电话，辞去工作，表示要全身心照顾母亲。我夫人二话不说，回家清理了住院的东西，取了钱，一起送母亲到161陆军医院。母亲怕我们花钱，坚决不同意住院，更不愿意手术，我们怎么劝也不行，无奈只好打道回府，在家保守治疗。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在治疗恢复的这一百多天里，妹妹日夜照顾母亲，寸步不离。其他子女孙辈几乎每天前往看望，向老人家请安。
真是天可怜见，三个月后，母亲神奇般好了。原先以为即便好了，也会留下残疾，跛脚是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连给母亲治伤的骨科专家也这么认为。但母亲伤愈能下地的时候，竟然没有一点后遗症，真是一个奇迹。母亲在2005年、2007年、2017年先后中过三次风，但都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生命力，不治而愈，恢复如初。在母亲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的伟大与神奇，也看到了生命的无比顽强。但母亲自己却不这样认为，她坚信，一定是有菩萨、神灵和祖宗在保佑，是她一生做好事结善缘的好报。她说：好事自有好事在，菩萨是保佑好人的。
这两年，母亲坚决不在武汉住了，坚持要回老家去住。她想回到自己熟悉的村庄，和村里村外那些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在一起。无奈我们只好送她回去，但保证每周有人回去看她，为她准备好日常用品和生活物资，至少让她不为柴米油盐和零花钱操心。每逢周五，母亲就会给我们打电话，问这个星期是谁回去。一旦知道我们要回去，母亲就会一直巴望，拄着拐棍在村外张望，或者搬一个小凳子，坐在村口痴痴地等。看到我们回来了，车子还没有停稳当，她就颠颠地过来迎接，假装责怪地说：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某某某怎么没有回来呢？然后欢天喜地地把我们迎回家去。我们离开的时候，母亲总是反复叮嘱；到家了记得给我打电话啊！每次我们一上天兴洲大桥，就会给她打电话，告诉她我们到家了！
母亲这次中风，病势来得突然，比以往每次生病都更加严重。我们得知讯息匆匆赶回去的，回去时她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一直到她去世，也没有再认出我来。问她我是谁，她说出的人名都不是我，令我心如刀绞。母亲走了，从此我们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顿时失去了依靠。母亲是一棵大树，一直给我们遮阴乘凉。如今大树倒了，但大树的根还在，她撒播的爱、善良和宽容的种子，还深埋在温厚的土壤中，随时都会发出鲜嫩的芽。
愿敬爱的母亲在天堂安好，每夜都来我的睡梦，重温无边的温情！恳求母亲，来世还请允许我再做您的儿子！

2018年9月2日

酸菜油饭喷喷香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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