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阶层上升路径流变

时间：2020-06-22 来源：湖北新市民网作者：刘涛点击：次

快速城镇化、高等教育扩容与互联网创业三重驱动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家庭内部不同代际间成员的阶层流动保持着较高的活跃性。当前，阶层上升渠道仍畅通，且居民对下一代家庭成员阶层继续上升抱有高信心度。总的来说，快速城镇化对阶层向上流动的主引擎作用贯穿始终，而不同代际阶层流动的总水平和主动力又有所差异。对于80后、90后而言，城镇化虽然仍是阶层上升的重要前提，但受高等教育学历要素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当下，创新创业和实现新型就业，对于阶层上升的拉动作用在加大。

以上发现，来自2019年12月-2020年4月进行的一项“中国居民动态家庭树”研究。这项研究由零点有数发起并实施，零点有数董事长袁岳博士担任项目指导。零点有数研究团队借助自有的“答对”线上交互平台邀请中国大陆地区1785名成年居民提交本人与家庭成员籍贯地、出生地、现居住地、年龄、政治面貌、学历（及本人受教育情况流动年表）、职业职位（及本人工作情况流动年表）等信息。每位受访者至少回答本人和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6位家庭成员的情况，已婚的受访者则要追加回答配偶、配偶的父亲和母亲的情况。因此，本项研究得以采集到共计15948人的相关信息，跨越中国的30后到00后群体。

“阶层”的概念与“阶层上升”标准的确定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可以归结为幸福、快乐、健康、和谐、美满、开心、美好、自由和富裕等多个关键词。但阶层的上升流动对这些关键词具有高度概括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40多年长期而快速的经济增长。国家的发展成果是否由人民群众共享，人民群众在享受发展成果时是否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这是检验改革成败的重要依据。根据零点有数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2019年3月完成的“中国梦谱系研究”，当前中国民众的“中国梦”首推阶层跃升。

数据来源：零点有数、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梦谱系研究，2019年3月。

然而，在社会主义政治语境下，“阶级”和“阶层”是具有一定敏感性的词汇，判定阶层的上升或下降也存在违背政治正确性的风险。同时，判定阶层流动的标准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而不同的学术主张对此存在争议。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个性化生涯规划和人生选择显性化。主动选择离开城市回归田野生活、拒绝接受学历教育而选择个性化教育、在不同性质、行业工作岗位上流动等情况频繁出现，使得判定阶层越发困难。

相对具有共识的观点认为，阶层是指人类由于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因素不同而分成的若干层次，或人们基于相近的社会地位、职业和收入等形成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或社会分层，是社会学范畴概念，这种分层很多情况下都是依照个别社会的特质而形成。尽管阶层内部成员有一定的自我认同感，但社会分层未必有固定的规律、标准，阶层边界具有模糊性，而阶层归属也应保持流动性。

本项研究采用较为大众化的阶层划分标准。这些标准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与常住地相关联的标准：在农村、乡镇、小城镇、中小城市、大城市之间实现居住地由低到高层级的迁徙。以及，与常住地紧密相关但并没有必然联系的户籍情况。第二类，与受教育程度相关联的，尤其是，受高等教育情况。第三类，与职业、职位和收入相关联的标准：①由农业生产转为非农行业，即由第一产业从业者转为第二、三产业从业者；②由体力劳动从业者转变为脑力劳动从业者；③由基础性职位、一线职位转为管理性职位、领导职位。以及，与职业、职位紧密相关的收入情况。第四类，与政治面貌相关联的标准：例如，党是先锋队组织，“入党”可以视作政治先进性的体现。而加入民主党派等形式被纳入统战对象也可以视作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

民众对阶层流动性的基本感知与信心度

居民对本人所属的社会阶层相较父辈向上流动存在普遍的认可态度，对下一代将继续实现社会阶层提升有较高的信心度。这两组数据描绘了当前中国居民对社会阶层流动感知的基本面。

针对“和父母相比，我个人实现了社会阶层提升”这个说法，18%受访民众表示“非常认同”，48.4%则表示“比较认同”。二者比例之和为66.4%。针对“和我相比，我的子女将实现社会阶层的提升”这个说法，80.5%受访民众表示认可。其中，表示“非常认可”的占到36.4%；“比较认可”的占到44.1%。总的来说，中国居民对于自己相较父母一代阶层提升状况和下一代相较自己实现阶层跃升可能性的主观判断都相对积极，而对后者的判断则更更乐观。

对于受访者是否认为“自己相比父母一代，阶层有所上升”和是否相信“下一代相比自己，阶层会有所上升”这两个主观判断，经过人口学和经济社会学指标交叉分析可以发现，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城乡二元结构。例如，在乡镇居住的受访者中31.5%认为自己相较父母一代没有实现阶层跃升，农村地区居民的这一比例也占到29.5%。居住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市辖区和县城小城镇区域的受访者，这一比例均接近25%。类似地，农村受访者中认为“自己的下一代，相比自己阶层不会跃升”的比例达到8.3%，要明显高于居住在其他区域的受访者。在地级市的市辖区区域和乡镇区域，这一比例分别仅约为3%左右。

附表不同出生地的居民中，主观认为“自身阶层没有上升”和“孩子未来阶层不会上升”的比例（%）

研究人员根据受访者的出生地省份进行分区，将全国分为华北（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内蒙古）、华东（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福建）、华中（河南、湖北、湖南）、华南（广东、广西、海南）、西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七个经济地理区域。为了考察全国不同地域间民众在阶层流动路径和个人感受上是否有差异，研究人员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我们发现，受访者与父辈相比是否有职业的提升、受访者的最终学历与受访者的出生地所在区域呈现“弱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全国不同经济地理分区民众在对阶层跃升问题的感知上趋近，跃升机会大体实现了主观平等。

各代际社会阶层身份垂直运动的总水平与主动力

伴随着长达数十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与居住地、城乡身份改变相关的阶层上升现象更为普遍。居住地层级由低到高普遍转变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40后一代步入社会时，也就是新中国建国初期至文革以前。与之相伴的是，这个代际出现职业身份由农民转为非农职业的大规模变化。第二个高峰出现在60后和70后。总的来看，50后一代的成长过程受到文革冲击较大，与其他代际群体相比，阶层跃升相对不活跃，但整体仍然存在着向上流动的迹象。

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为年轻一代的阶层跃升提供了机会。相较60后、70后，80后、90后两个代际通过“农转非”和居住地变化实现阶层上升的活跃程度有所减弱。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城镇化的进程有所减慢，存量农业人口转化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不再是年轻一代选择就业的唯一选择，在家乡本地化就业、返乡就业或高校毕业生在地化就业成为主流。从学历指标而言，80后和90后一代在学历意义上的阶层上升最为活跃。在80后一代人中，60.6%相较于父母双方的学历都有所上升，而90后的这一比例也达到了59%。大学教育的普及，也使年轻一代入党、入团比例明显增加。32.7%的80后受访者，父母双方政治面貌均为群众而本人则是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或共青团员。90后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42.9%。

居民对阶层跃升情况的主观判断与实际阶层改变状况基本相符。这尤其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发挥着重大影响。居住在乡镇、农村地区的受访者，实现农民身份向非农身份转变，或者向更高层级居住地迁徙流动的渠道相对畅通，但实现由体力劳动者转变为脑力劳动者，由低学历者转变为高学历者，以及由群众身份转变为非群众身份的难度要远高于居住在城市和小城镇的居民。在乡镇、农村地区未能实现由体力劳动者转变为脑力劳动者的比例分别接近甚至超过20%，而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地区，这一比例仅为7.3%。

因子分析结果验证了城镇化进程作为中国居民阶层提升主动力的重要性。如果以百分比形式展现六大指标对居民阶层提升影响的影响系数，农民身份转非农身份、体力劳动者转脑力劳动者身份的影响系数最大，二者比例之和已经超过50%，分别为26.7%和27.2%。而与社会地位、职业层级更直接相关的两个指标，即由基层工作者转为管理工作者和由群众身份转变为非群众身份的重要系数均不足10%，分别为8.8%和7.7%。

代际间职业身份相关的社会阶层继承性最突出

在代际间阶层向上流动的各种渠道中，两代人的职业或职位身份由体力劳动转为脑力劳动，或者由基层职位转为管理职位的难度最大。尤其是，由基层职位转为管理职位的变动发生比例要远低于其他指标。

同个家庭内部、不同代际之间，依托于职业身份的阶层继承性更强，与代际间阶层身份向上流动的活跃性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同个家庭中，年轻一代是否可以实现由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变，或者由基层职位向管理层职位的转变，受父母职业身份及家庭背景的影响较大，而学历和政治面貌相关的阶层转变继承性则相对较弱。这意味着，上一代如果从事脑力劳动或管理性工作，本人继续从事脑力劳动或管理性工作的几率更高，反之则较难。而受访者本人的学历情况和政治面貌则与父母的继承性不明显。

快速城镇化对居民阶层向上流动的主引擎作用贯穿始终，60后、70后受益更为明显

本项研究把居民居住地分为五个层级，由低到高分别为农村、乡镇、县级市或县的城区部分、地级城市的市辖区部分，以及直辖市、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的市区部分。和父辈相比，四分之一（25.2%）居民实现了居住地层级的提升。其中，60后（26.7%）和70后（28%）的受访者实现居住地提升的比例相对较高，而80后、90后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5.8%和24.2%。尤其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居住地的改变，居民的户籍身份、职业身份等也实现了改变。

总的来说，60后与70后对来自于“从农村到城市”引发的阶层身份提升主观感受更为强烈。这个代际正式步入社会的时间点与中国经历的第一次城镇化高峰，即1985年-1999年高度重合。高等教育在这个代际中还不普及，因此对整个代际阶层提升带来的主观感受尚不强烈。但高学历者在这个代际中从职业职位性质、居住地与户籍、政治面貌等全领域无疑都处在精英阶层。

高等教育发展为80后、90后一代阶层跃升创造了机会

超过半数中国居民（55.5%）和父母一代相比实现了学历上的提升。另有9.6%的受访者和父母一方相比学历有所提升。两个比例之和达到65.4%。其中，80后和90后实现学历提升的比例更高，分别为69.9%和68.5%。

注：本项研究中以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作为学历指标代际间变动的标准。即将全体人口分为高中、中专及以下学历人群和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

对于80后、90后一代来说，农村身份到城市身份的变化已经不足以实现阶层跃升，学历要素在发挥更基础性的作用。这一代人不仅在继续经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也搭上了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快车。总的来说，80后、90后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机会要远高于前代人。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时25-29岁人口（即出生于1981-1985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9.5%，20-24岁人口（即出生于1986-1990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1.58%。尽管“六普”进行时，90后还普遍未达到接受高等教育的学龄因而未纳入统计，但从数据趋势判断，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会远高于80后。

根据数据间的相关性检验分析结果，在99%的置信区间下，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直接决定了个体是否可以在职业身份上发生变化（农-非农、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基层-管理层）。这说明，教育对职业变化带来的阶层提升有显著影响，仍然是个人阶层跃升的关键渠道。

中国居民职业身份由“农业-体力-基层”向“非农-脑力-管理”的整体性转变

在本次调研里，父亲和母亲至少有一方为农民身份的受访者中，个人职业身份转变为非农身份的占据绝大多数。其中，65.7%为“父母都是农民，本人从事非农职业”，30.6%为“父母中一方是农民，本人从事非农职业”；而“父母都是农民或一方是农民，本人也是农民”的仅占到3.7%。

从工作性质看，父亲和母亲至少有一方从事体力劳动的受访者中，个人职业身份转变为脑力劳动的占据多数。其中，48.5%为“父母都从事体力劳动，本人从事脑力劳动”，42%为“父母中一方从事体力劳动，本人从事脑力劳动”；而“父母都从事体力劳动或一方从事体力劳动，本人也从事脑力劳动”的仅占到9.5%。

总体看来，同一个家庭中，不同代际的成员职业身份由基层工作人员转为管理工作人员难度更高。30.4%为“父母都从事基层工作，本人从事管理工作”，31.1%为“父母中一方从事基层工作，本人从事管理工作”；而“父母都从事体力劳动或一方从事基层工作，本人也从事管理工作”的则占到38.5%。

经过数据相关性检验，我们发现，在居住地、户籍、学历、职业职位、政治面貌等诸要素中，职业职位身份的转变给民众在个人阶层上升方面带来的认同感受最为强烈。

依托于职业身份的阶层跃升渠道多元化，创新创业、新型就业渐成主流

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使得不同代际的人员实现阶层上升的路径越来越多元化。从城市受访者首份工作的单位性质来看， 50后、60后一代人，超半数在国有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作，另有1/4在国有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而在60后中，第一次出现了较大规模首份工作即在民营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的新群体。这个现象在70后一代越发明显，26.6%的70后工作在民营企业，7.5%工作在外资或合资企业，而从事自由职业或创业的比例也达到了7%。80后、90后首份工作的多元化特点愈发明显，这尤其表现在工作在民营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中的群体规模首次超过了在国有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或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的群体规模，且差距显著。44.6%80后首份工作在民营企业，46.6%90后首份工作在民营企业。单位性质的多元化使社会就业岗位中的管理性职位增多，这与高等教育普及因素共同为70后、80后相较上一代实现职业身份由基层职位向管理职位的转变，提供了必要性条件。

随着社会的快速进步，群体的分化更加剧烈，个性化的发展路径和新的职业群体在不断涌现。在可预见的未来，阶层分化主要会以怎样的形式发生呢？应注意到，90后一代首份工作从事自由职业和自由创业的群体比例已经接近了15%。这意味着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创业潮又达到了一个新高点。1985年中国城市地区正式启动改革前后、1992年邓小平南巡及出现“92派”企业家群体和2000年前后出现第一波互联网创业潮，使一批60后、70后通过自主创业形式实现了阶层跃升。而新一轮创业潮的出现，正在为90后新锐提供阶层跃升机会。在创业者群体之外，新型就业的出现也值得关注。这主要是指伴随着互联网的突飞猛进，从事互联网科技研发创新和互联网文化创意、文化消费及“新网红”经济的一批90后和00后。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职业与行业上的分化会越发显著。在同样居住地、学历和家庭背景条件下，从事不同行业领域的群体在阶层归属上的差异会越来越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据，从事金融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与部分传统行业在薪酬上的差距已达3.3倍，专业技术人员与普通职员的薪酬差距也达到2.5倍。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信息安全等“新基建”行业的人才需求会更大，从事网络新文创、网红经济的人群规模也会越来越大，而这些行业内的优秀创业者、从业者成为新贵阶层的几率也更大。反之，越来越多的行业和职业在面临被淘汰和彻底消失的风险。总的来说，中国民众的阶层上升主路径经历了从“进城”到“考学”的流变。从对立的意义上说，错过城镇化和高等教育机会的群体，在实现阶层上升目标时会面临更大挑战。

未来的阶层流动中，能够紧紧抓住技术变革及时“入行”成为关键。（完）

（编辑：张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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