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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记
时间:2017-03-14   来源:武汉新市民网   作者:潘和咏  点击: 次

摘要: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一脉相承下来,大约有三样东西功不可没:一个是宗庙,一个是土地庙,一个是祠堂......
         写在前面的话:
         以前也写过一些关于故土的文字,虽然饱蘸浓墨,情深意切,但因功力浅薄,文字寡味,显得才情远逊于江郎,令人不忍卒读。加之断断续续,东边日头西边雨,榔头棒子乱挥舞,没有显出故土文学的特色。
        近读山东作家张炜先生的著作,读《融入野地》,读到“谁没有故地?故地链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上长出第一绺根须。可是谁又会一直心系故地?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生长延伸出来的”,突然大为所悟,这才是故土文字的精髓。
        想继续写一些关于故土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的心中,犹如经历过整个夏天的葫芦藤,结出的许多葫芦已经成熟了,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不收获就将枯老腐朽。于是在朋友的怂恿下,开始了辛苦的故土文字堆砌之旅,均以“某某记”为题。首篇为《祠堂记》。
《祠堂记》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一脉相承下来,大约有三样东西功不可没:一个是宗庙,一个是土地庙,一个是祠堂。宗庙处在是庙堂的高处,是统治体系的核心,从治国治民的理论,到政令上传下达,特别是文化价值观念,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便有了“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的说话。清人恽敬更是直接地说:“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制也。”这是宗庙体系的作用。土地庙是民间供奉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泛指广泛一致的民间信仰,让全体人民敬天爱人,凡事生出敬畏之心,安分守己,莫要胡说乱搞。而祠堂,则保证了家族甚至氏族的维系,稳定了家、房头、家族与氏族的秩序,从而保证了社会最根本的、“民”的稳定。
        祠堂是家族或者氏族公共和神圣的地方,主要用于旌表祖先功德、安放祖先牌位,管理家族事务,开展重要活动等方面。日常最大的作用,就是教育族人和本族子弟后生,培养自己的精英后代,所以很多祠堂都兼具了“学校”的功能。主要教育的内容,大约分为“文”和“武”两类,教文的老师被称为“先生”,而教导武术的老师,则被成为“教师”。古人对于家族兴旺发达,与相邻的家族较劲比拼,总是寄希望于自家的子弟们成材成器,文武都比别人强。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激昂地呼号:“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如今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这个道理,其实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就在自家的祠堂里身体力行了。
         祠堂有私塾,小小孩童的入学,一般是在祠堂进行的,叫“发蒙”。“发蒙”仪式非常隆重,也很严肃,程式一丝也不能乱。关于入学“发蒙”的仪式,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文章中,写的非常生动和详细:“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
         以前我并不知道“发蒙”是什么意思,后来读研《易经》,六十四卦的第四卦,叫做《蒙卦》,比喻有危险。卦形为山下有险,仍不停止前进,就是蒙昧。但因把握时机,行动切合时宜,因此,具有启蒙和通达的卦象。还有一解,就是有宗庙、贵族之气象。既然有贵气,定然不俗,而如何不俗呢?就是要接受教育,或者接受过教育。所以蒙卦的卜辞解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卦象征蒙昧,具有亨通顺利的德性。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启发亨通顺利德性的前提条件。所以儿童的初次入学,就被叫做“发蒙”。
        我的“发蒙”正是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开始的。祠堂是邻村一个叫肖家湾的肖氏祠堂,离我们村子很近,不到500米的距离,现在我们两个村子已经快连成一个村子了,但是在1968年的时候,中间有很大的间隔。这个村子在我们当地算的上“大湾子”,当时大约有三四十户人家,清一色的肖姓。不像我们村子那样姓氏庞杂,而且还小得可怜。在“房头文化”很露骨的年代,我们村与周边的邻村,关系搞得都很好,没有哪个大村子和大姓氏欺负过我们,与肖家湾的肖姓人家豁达大度、礼让弱小的品德很有关系。
        肖家湾的祠堂坐北朝南,面积并不大,有一个天井式的院子,正堂大约百十平方米,被用作为教室。两边各有一间小小的耳房,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一间用于堆放乱七八糟的杂物。祠堂破败不堪,屋顶的青瓦残缺不全,许多地方露出大大的缝,甚至可以说是“洞”。太阳照在屋顶,屋顶就会有许多明亮的光线射进教室,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强烈地分散学生们的注意力——看着这些金光灿烂的光线交织变幻,形成不同的图影,对于一群淘气包而言,该是多么开心的事情!
        祠堂的门口挂了一个简陋的木牌子,上面用毛笔字写了五个大字:肖家湾小学。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个人,名叫吴茂学,是校长兼老师,而且是语文、算术、唱歌和体育等四门课的全科老师,一、二、三年级的老师,也全是他一人担任。他也是我们邻村的一个人,读过几年书,大概是读过初中的吧,在当时当地算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很受人敬重,于是被村民请来当老师,管理学校。由于他不是正式老师,没有编制、没有备案,所以就没有工资,由生产队每天给他记工分,每天算8分。那个时候的劳动报酬实行工分制,10分是壮劳力满勤的日工分,8分相当于二等劳力的分数,也很不错。妇女是很吃亏的,满勤的时候,日工分也只有8分,而且还得与男劳力干一样的农活。所以村民认为,给他评一个8分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我“发蒙”之前就是学校的常客,每天跟着读书的姐姐到学校玩耍。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在教室上课,我们这些大小娃娃就在泥土院子里追逐吵闹,趴在露光的门缝里看哥哥姐姐们读书。老师和学生们对于院子里小孩子的调皮打闹和哭叫声音,早已习以为常,并不呵斥驱赶。只有在吵闹得太狠,或者小孩子们打起了群架,老师才会打开教室的门,厉声驱赶。直到某一天,一个小姑娘不小心掉进了粪坑,差点淹死,才不允许小娃娃们进祠堂的院子。
        没有上学之前,对读书上学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白天跟屁虫似地跟着姐姐上学放学,晚上在煤油灯下看着姐姐做作业,请求她教我认字。所以我在上学之前,已经能认好几个字了,也许有十来个字吧?比如一、二、三,日、月、人,好、不、口之类,甚至能认识自己的名字了,这在当时的同龄孩子中,算是佼佼者了。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总是缠着爷爷,让他送我上学去。爷爷总是慈祥地微笑,摸着我的头说:莫急莫急,还不到年龄呢,到时候会送的。爷爷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没有读出什么名堂,但是写的毛笔字不错。他在家里的桌子底下、椅子底下、草帽里面、扁担上都用毛笔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免隔壁邻居借用的时候搞错了。他写的字很好看,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里。他教我了很多红军歌曲,许多都忘记了,只记得《买子弹歌》和《红军三字经》里的一些片段,如:金菩萨,泥巴造;水一泡,冒得了,等等,这大概是我对于“红色”文化情有独钟的最初萌芽吧!
        终于等到了正式上学的年龄,母亲用破旧得不能再穿的衣服,剪裁后为我拼制了一个很简易的书包。缝制书包是个仔细的活,一刀一剪、一针一线,母亲花了两个个晚上的功夫,才完成书包的制作。搁到现在,缝制一个简易的土布书包,两块布一叠一放,缝纫机一走边,缝上一根布带子,就OK了,大功告成。那时不同,母亲为了给我做一个书包,费了很多脑筋,关键是没有合适的布。好不容易找出几件旧衣,颜色又不一样,拼凑起来非常费事。加上正值农忙季节,每天出工到天黑,再回来做饭、吃饭、喂猪、洗涮,待收拾停当,就到半夜了。
       母亲在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做着书包,我则兴奋地趴在边上看,问这问那,毫无睡意。书包的主色是褪色的靛青,但每块布片的颜色不同。母亲费尽心思,尽量使拼接的地方变得好看,还特意在两面的正中各缝上一块小花布,显得很有生气。书包的背带很结实,包口还有两根小带子,便于系在一起,起封口的作用。时光荏苒,尽管过去了四十八年,但此景此景,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趴在阵地的边沿,最爱回想往事。其中最为清晰和温馨的,是母亲夜半为我缝制书包和我第一次背上书包的情景。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字,题目叫《背书包的幸福男孩》,时间是1984年12月。
        第一次上学是我自己走去了,准确地说是跑着去的,而且去得很早。对遇见的每一个人都亲切地打着招呼,大人们纷纷逗着我说:哎呀,当学生啦。好好读书,将来考秀才、当工人啊!从此,我便是“祠堂学校”正式的一员了。第一天上课,领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还有两个作业本。每本书和本子上,开头都印有毛主席放金光的图画,还有毛主席语录和林副统帅的语录。当然,我们是一个字也不认得的。
        小学一年级的《语文》很简单,至今记得一清二楚: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三面红旗万岁!第四课,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万岁”这两个字,从此就和我结缘,成了脑海中的潜意识。无论在哪里,只要见到或者听到“万岁”这个词,脑海里就浮现出当年的那个祠堂,那个三个年级混杂的教室,还有“发蒙”后所读的语文课。还有吴老师一边大声领读,一边大声呵斥高年级闹哄哄的学生;一手拿书,一手拿着竹鞭子敲打讲台的画面,趣味而童真。
        当然,祠堂的雨雪天,是我们的最深记忆。教室里的桌子、凳子、讲台,都是用土砖垒砌而成,地面也都是夯实的黄土。一旦下雨,教室里就成为一片泽国,不得不戴着草帽上课,屋里积水很深的时候,大家只好把脚抬起来,踩在临时找来的垫脚石上。即便到了秋季,很多学生依然没有鞋袜,就这样在寒风冷雨中听讲读书,往往打寒颤磕牙齿的声音,比朗读的声音还高。
        尽管是这样,我们仍然自得其乐,一直坚持到四年级才转到另外一个村里的小学。新的小学也只是一间租借的民房,但是不透风漏雨,还有一个很大的稻场可以玩耍。但是,我们依然惦记那个祠堂,惦记古旧祠堂里的那些光影、飘雨和混乱嘈杂的读书与吵闹之声。可惜,在我们转学后,祠堂小学被当作危房给拆除了。
         别了,我们的祠堂学校。别了,童真和成长的人生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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