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记
时间：2017-03-14 来源：武汉新市民网 作者：潘和咏 点击： 次
写在前面的话：
以前也写过一些关于故土的文字，虽然饱蘸浓墨，情深意切，但因功力浅薄，文字寡味，显得才情远逊于江郎，令人不忍卒读。加之断断续续，东边日头西边雨，榔头棒子乱挥舞，没有显出故土文学的特色。
近读山东作家张炜先生的著作，读《融入野地》，读到“谁没有故地？故地链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上长出第一绺根须。可是谁又会一直心系故地？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生长延伸出来的”，突然大为所悟，这才是故土文字的精髓。
想继续写一些关于故土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的心中，犹如经历过整个夏天的葫芦藤，结出的许多葫芦已经成熟了，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不收获就将枯老腐朽。于是在朋友的怂恿下，开始了辛苦的故土文字堆砌之旅，均以“某某记”为题。首篇为《祠堂记》。
祠堂是家族或者氏族公共和神圣的地方，主要用于旌表祖先功德、安放祖先牌位，管理家族事务，开展重要活动等方面。日常最大的作用，就是教育族人和本族子弟后生，培养自己的精英后代，所以很多祠堂都兼具了“学校”的功能。主要教育的内容，大约分为“文”和“武”两类，教文的老师被称为“先生”，而教导武术的老师，则被成为“教师”。古人对于家族兴旺发达，与相邻的家族较劲比拼，总是寄希望于自家的子弟们成材成器，文武都比别人强。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激昂地呼号：“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如今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这个道理，其实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就在自家的祠堂里身体力行了。
祠堂有私塾，小小孩童的入学，一般是在祠堂进行的，叫“发蒙”。“发蒙”仪式非常隆重，也很严肃，程式一丝也不能乱。关于入学“发蒙”的仪式，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文章中，写的非常生动和详细：“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
以前我并不知道“发蒙”是什么意思，后来读研《易经》，六十四卦的第四卦，叫做《蒙卦》，比喻有危险。卦形为山下有险，仍不停止前进，就是蒙昧。但因把握时机，行动切合时宜，因此，具有启蒙和通达的卦象。还有一解，就是有宗庙、贵族之气象。既然有贵气，定然不俗，而如何不俗呢？就是要接受教育，或者接受过教育。所以蒙卦的卜辞解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卦象征蒙昧，具有亨通顺利的德性。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启发亨通顺利德性的前提条件。所以儿童的初次入学，就被叫做“发蒙”。
我的“发蒙”正是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开始的。祠堂是邻村一个叫肖家湾的肖氏祠堂，离我们村子很近，不到500米的距离，现在我们两个村子已经快连成一个村子了，但是在1968年的时候，中间有很大的间隔。这个村子在我们当地算的上“大湾子”，当时大约有三四十户人家，清一色的肖姓。不像我们村子那样姓氏庞杂，而且还小得可怜。在“房头文化”很露骨的年代，我们村与周边的邻村，关系搞得都很好，没有哪个大村子和大姓氏欺负过我们，与肖家湾的肖姓人家豁达大度、礼让弱小的品德很有关系。
肖家湾的祠堂坐北朝南，面积并不大，有一个天井式的院子，正堂大约百十平方米，被用作为教室。两边各有一间小小的耳房，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一间用于堆放乱七八糟的杂物。祠堂破败不堪，屋顶的青瓦残缺不全，许多地方露出大大的缝，甚至可以说是“洞”。太阳照在屋顶，屋顶就会有许多明亮的光线射进教室，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强烈地分散学生们的注意力——看着这些金光灿烂的光线交织变幻，形成不同的图影，对于一群淘气包而言，该是多么开心的事情！
祠堂的门口挂了一个简陋的木牌子，上面用毛笔字写了五个大字：肖家湾小学。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个人，名叫吴茂学，是校长兼老师，而且是语文、算术、唱歌和体育等四门课的全科老师，一、二、三年级的老师，也全是他一人担任。他也是我们邻村的一个人，读过几年书，大概是读过初中的吧，在当时当地算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很受人敬重，于是被村民请来当老师，管理学校。由于他不是正式老师，没有编制、没有备案，所以就没有工资，由生产队每天给他记工分，每天算8分。那个时候的劳动报酬实行工分制，10分是壮劳力满勤的日工分，8分相当于二等劳力的分数，也很不错。妇女是很吃亏的，满勤的时候，日工分也只有8分，而且还得与男劳力干一样的农活。所以村民认为，给他评一个8分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我“发蒙”之前就是学校的常客，每天跟着读书的姐姐到学校玩耍。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在教室上课，我们这些大小娃娃就在泥土院子里追逐吵闹，趴在露光的门缝里看哥哥姐姐们读书。老师和学生们对于院子里小孩子的调皮打闹和哭叫声音，早已习以为常，并不呵斥驱赶。只有在吵闹得太狠，或者小孩子们打起了群架，老师才会打开教室的门，厉声驱赶。直到某一天，一个小姑娘不小心掉进了粪坑，差点淹死，才不允许小娃娃们进祠堂的院子。
没有上学之前，对读书上学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白天跟屁虫似地跟着姐姐上学放学，晚上在煤油灯下看着姐姐做作业，请求她教我认字。所以我在上学之前，已经能认好几个字了，也许有十来个字吧？比如一、二、三，日、月、人，好、不、口之类，甚至能认识自己的名字了，这在当时的同龄孩子中，算是佼佼者了。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总是缠着爷爷，让他送我上学去。爷爷总是慈祥地微笑，摸着我的头说：莫急莫急，还不到年龄呢，到时候会送的。爷爷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没有读出什么名堂，但是写的毛笔字不错。他在家里的桌子底下、椅子底下、草帽里面、扁担上都用毛笔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免隔壁邻居借用的时候搞错了。他写的字很好看，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里。他教我了很多红军歌曲，许多都忘记了，只记得《买子弹歌》和《红军三字经》里的一些片段，如：金菩萨，泥巴造；水一泡，冒得了，等等，这大概是我对于“红色”文化情有独钟的最初萌芽吧！
终于等到了正式上学的年龄，母亲用破旧得不能再穿的衣服，剪裁后为我拼制了一个很简易的书包。缝制书包是个仔细的活，一刀一剪、一针一线，母亲花了两个个晚上的功夫，才完成书包的制作。搁到现在，缝制一个简易的土布书包，两块布一叠一放，缝纫机一走边，缝上一根布带子，就OK了，大功告成。那时不同，母亲为了给我做一个书包，费了很多脑筋，关键是没有合适的布。好不容易找出几件旧衣，颜色又不一样，拼凑起来非常费事。加上正值农忙季节，每天出工到天黑，再回来做饭、吃饭、喂猪、洗涮，待收拾停当，就到半夜了。
母亲在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做着书包，我则兴奋地趴在边上看，问这问那，毫无睡意。书包的主色是褪色的靛青，但每块布片的颜色不同。母亲费尽心思，尽量使拼接的地方变得好看，还特意在两面的正中各缝上一块小花布，显得很有生气。书包的背带很结实，包口还有两根小带子，便于系在一起，起封口的作用。时光荏苒，尽管过去了四十八年，但此景此景，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趴在阵地的边沿，最爱回想往事。其中最为清晰和温馨的，是母亲夜半为我缝制书包和我第一次背上书包的情景。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字，题目叫《背书包的幸福男孩》，时间是1984年12月。
第一次上学是我自己走去了，准确地说是跑着去的，而且去得很早。对遇见的每一个人都亲切地打着招呼，大人们纷纷逗着我说：哎呀，当学生啦。好好读书，将来考秀才、当工人啊！从此，我便是“祠堂学校”正式的一员了。第一天上课，领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还有两个作业本。每本书和本子上，开头都印有毛主席放金光的图画，还有毛主席语录和林副统帅的语录。当然，我们是一个字也不认得的。
小学一年级的《语文》很简单，至今记得一清二楚：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三面红旗万岁！第四课，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万岁”这两个字，从此就和我结缘，成了脑海中的潜意识。无论在哪里，只要见到或者听到“万岁”这个词，脑海里就浮现出当年的那个祠堂，那个三个年级混杂的教室，还有“发蒙”后所读的语文课。还有吴老师一边大声领读，一边大声呵斥高年级闹哄哄的学生；一手拿书，一手拿着竹鞭子敲打讲台的画面，趣味而童真。
当然，祠堂的雨雪天，是我们的最深记忆。教室里的桌子、凳子、讲台，都是用土砖垒砌而成，地面也都是夯实的黄土。一旦下雨，教室里就成为一片泽国，不得不戴着草帽上课，屋里积水很深的时候，大家只好把脚抬起来，踩在临时找来的垫脚石上。即便到了秋季，很多学生依然没有鞋袜，就这样在寒风冷雨中听讲读书，往往打寒颤磕牙齿的声音，比朗读的声音还高。
尽管是这样，我们仍然自得其乐，一直坚持到四年级才转到另外一个村里的小学。新的小学也只是一间租借的民房，但是不透风漏雨，还有一个很大的稻场可以玩耍。但是，我们依然惦记那个祠堂，惦记古旧祠堂里的那些光影、飘雨和混乱嘈杂的读书与吵闹之声。可惜，在我们转学后，祠堂小学被当作危房给拆除了。
别了，我们的祠堂学校。别了，童真和成长的人生过往！
以前也写过一些关于故土的文字，虽然饱蘸浓墨，情深意切，但因功力浅薄，文字寡味，显得才情远逊于江郎，令人不忍卒读。加之断断续续，东边日头西边雨，榔头棒子乱挥舞，没有显出故土文学的特色。
近读山东作家张炜先生的著作，读《融入野地》，读到“谁没有故地？故地链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上长出第一绺根须。可是谁又会一直心系故地？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生长延伸出来的”，突然大为所悟，这才是故土文字的精髓。
想继续写一些关于故土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的心中，犹如经历过整个夏天的葫芦藤，结出的许多葫芦已经成熟了，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不收获就将枯老腐朽。于是在朋友的怂恿下，开始了辛苦的故土文字堆砌之旅，均以“某某记”为题。首篇为《祠堂记》。
《祠堂记》
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一脉相承下来，大约有三样东西功不可没：一个是宗庙，一个是土地庙，一个是祠堂。宗庙处在是庙堂的高处，是统治体系的核心，从治国治民的理论，到政令上传下达，特别是文化价值观念，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便有了“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的说话。清人恽敬更是直接地说：“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制也。”这是宗庙体系的作用。土地庙是民间供奉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的，泛指广泛一致的民间信仰，让全体人民敬天爱人，凡事生出敬畏之心，安分守己，莫要胡说乱搞。而祠堂，则保证了家族甚至氏族的维系，稳定了家、房头、家族与氏族的秩序，从而保证了社会最根本的、“民”的稳定。祠堂是家族或者氏族公共和神圣的地方，主要用于旌表祖先功德、安放祖先牌位，管理家族事务，开展重要活动等方面。日常最大的作用，就是教育族人和本族子弟后生，培养自己的精英后代，所以很多祠堂都兼具了“学校”的功能。主要教育的内容，大约分为“文”和“武”两类，教文的老师被称为“先生”，而教导武术的老师，则被成为“教师”。古人对于家族兴旺发达，与相邻的家族较劲比拼，总是寄希望于自家的子弟们成材成器，文武都比别人强。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激昂地呼号：“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如今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这个道理，其实早在数千年前，我们的先人们就在自家的祠堂里身体力行了。
祠堂有私塾，小小孩童的入学，一般是在祠堂进行的，叫“发蒙”。“发蒙”仪式非常隆重，也很严肃，程式一丝也不能乱。关于入学“发蒙”的仪式，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文章中，写的非常生动和详细：“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
以前我并不知道“发蒙”是什么意思，后来读研《易经》，六十四卦的第四卦，叫做《蒙卦》，比喻有危险。卦形为山下有险，仍不停止前进，就是蒙昧。但因把握时机，行动切合时宜，因此，具有启蒙和通达的卦象。还有一解，就是有宗庙、贵族之气象。既然有贵气，定然不俗，而如何不俗呢？就是要接受教育，或者接受过教育。所以蒙卦的卜辞解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卦象征蒙昧，具有亨通顺利的德性。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启发亨通顺利德性的前提条件。所以儿童的初次入学，就被叫做“发蒙”。
我的“发蒙”正是在一个破旧的祠堂里开始的。祠堂是邻村一个叫肖家湾的肖氏祠堂，离我们村子很近，不到500米的距离，现在我们两个村子已经快连成一个村子了，但是在1968年的时候，中间有很大的间隔。这个村子在我们当地算的上“大湾子”，当时大约有三四十户人家，清一色的肖姓。不像我们村子那样姓氏庞杂，而且还小得可怜。在“房头文化”很露骨的年代，我们村与周边的邻村，关系搞得都很好，没有哪个大村子和大姓氏欺负过我们，与肖家湾的肖姓人家豁达大度、礼让弱小的品德很有关系。
肖家湾的祠堂坐北朝南，面积并不大，有一个天井式的院子，正堂大约百十平方米，被用作为教室。两边各有一间小小的耳房，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一间用于堆放乱七八糟的杂物。祠堂破败不堪，屋顶的青瓦残缺不全，许多地方露出大大的缝，甚至可以说是“洞”。太阳照在屋顶，屋顶就会有许多明亮的光线射进教室，像一幅美丽的图画，强烈地分散学生们的注意力——看着这些金光灿烂的光线交织变幻，形成不同的图影，对于一群淘气包而言，该是多么开心的事情！
祠堂的门口挂了一个简陋的木牌子，上面用毛笔字写了五个大字：肖家湾小学。说是学校，其实只有一个人，名叫吴茂学，是校长兼老师，而且是语文、算术、唱歌和体育等四门课的全科老师，一、二、三年级的老师，也全是他一人担任。他也是我们邻村的一个人，读过几年书，大概是读过初中的吧，在当时当地算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很受人敬重，于是被村民请来当老师，管理学校。由于他不是正式老师，没有编制、没有备案，所以就没有工资，由生产队每天给他记工分，每天算8分。那个时候的劳动报酬实行工分制，10分是壮劳力满勤的日工分，8分相当于二等劳力的分数，也很不错。妇女是很吃亏的，满勤的时候，日工分也只有8分，而且还得与男劳力干一样的农活。所以村民认为，给他评一个8分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我“发蒙”之前就是学校的常客，每天跟着读书的姐姐到学校玩耍。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在教室上课，我们这些大小娃娃就在泥土院子里追逐吵闹，趴在露光的门缝里看哥哥姐姐们读书。老师和学生们对于院子里小孩子的调皮打闹和哭叫声音，早已习以为常，并不呵斥驱赶。只有在吵闹得太狠，或者小孩子们打起了群架，老师才会打开教室的门，厉声驱赶。直到某一天，一个小姑娘不小心掉进了粪坑，差点淹死，才不允许小娃娃们进祠堂的院子。
没有上学之前，对读书上学有着强烈的好奇心。白天跟屁虫似地跟着姐姐上学放学，晚上在煤油灯下看着姐姐做作业，请求她教我认字。所以我在上学之前，已经能认好几个字了，也许有十来个字吧？比如一、二、三，日、月、人，好、不、口之类，甚至能认识自己的名字了，这在当时的同龄孩子中，算是佼佼者了。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总是缠着爷爷，让他送我上学去。爷爷总是慈祥地微笑，摸着我的头说：莫急莫急，还不到年龄呢，到时候会送的。爷爷小时候读过几年私塾，没有读出什么名堂，但是写的毛笔字不错。他在家里的桌子底下、椅子底下、草帽里面、扁担上都用毛笔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免隔壁邻居借用的时候搞错了。他写的字很好看，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里。他教我了很多红军歌曲，许多都忘记了，只记得《买子弹歌》和《红军三字经》里的一些片段，如：金菩萨，泥巴造；水一泡，冒得了，等等，这大概是我对于“红色”文化情有独钟的最初萌芽吧！
终于等到了正式上学的年龄，母亲用破旧得不能再穿的衣服，剪裁后为我拼制了一个很简易的书包。缝制书包是个仔细的活，一刀一剪、一针一线，母亲花了两个个晚上的功夫，才完成书包的制作。搁到现在，缝制一个简易的土布书包，两块布一叠一放，缝纫机一走边，缝上一根布带子，就OK了，大功告成。那时不同，母亲为了给我做一个书包，费了很多脑筋，关键是没有合适的布。好不容易找出几件旧衣，颜色又不一样，拼凑起来非常费事。加上正值农忙季节，每天出工到天黑，再回来做饭、吃饭、喂猪、洗涮，待收拾停当，就到半夜了。
母亲在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做着书包，我则兴奋地趴在边上看，问这问那，毫无睡意。书包的主色是褪色的靛青，但每块布片的颜色不同。母亲费尽心思，尽量使拼接的地方变得好看，还特意在两面的正中各缝上一块小花布，显得很有生气。书包的背带很结实，包口还有两根小带子，便于系在一起，起封口的作用。时光荏苒，尽管过去了四十八年，但此景此景，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趴在阵地的边沿，最爱回想往事。其中最为清晰和温馨的，是母亲夜半为我缝制书包和我第一次背上书包的情景。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字，题目叫《背书包的幸福男孩》，时间是1984年12月。
第一次上学是我自己走去了，准确地说是跑着去的，而且去得很早。对遇见的每一个人都亲切地打着招呼，大人们纷纷逗着我说：哎呀，当学生啦。好好读书，将来考秀才、当工人啊！从此，我便是“祠堂学校”正式的一员了。第一天上课，领了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还有两个作业本。每本书和本子上，开头都印有毛主席放金光的图画，还有毛主席语录和林副统帅的语录。当然，我们是一个字也不认得的。
小学一年级的《语文》很简单，至今记得一清二楚：第一课，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三面红旗万岁！第四课，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万岁”这两个字，从此就和我结缘，成了脑海中的潜意识。无论在哪里，只要见到或者听到“万岁”这个词，脑海里就浮现出当年的那个祠堂，那个三个年级混杂的教室，还有“发蒙”后所读的语文课。还有吴老师一边大声领读，一边大声呵斥高年级闹哄哄的学生；一手拿书，一手拿着竹鞭子敲打讲台的画面，趣味而童真。
当然，祠堂的雨雪天，是我们的最深记忆。教室里的桌子、凳子、讲台，都是用土砖垒砌而成，地面也都是夯实的黄土。一旦下雨，教室里就成为一片泽国，不得不戴着草帽上课，屋里积水很深的时候，大家只好把脚抬起来，踩在临时找来的垫脚石上。即便到了秋季，很多学生依然没有鞋袜，就这样在寒风冷雨中听讲读书，往往打寒颤磕牙齿的声音，比朗读的声音还高。
尽管是这样，我们仍然自得其乐，一直坚持到四年级才转到另外一个村里的小学。新的小学也只是一间租借的民房，但是不透风漏雨，还有一个很大的稻场可以玩耍。但是，我们依然惦记那个祠堂，惦记古旧祠堂里的那些光影、飘雨和混乱嘈杂的读书与吵闹之声。可惜，在我们转学后，祠堂小学被当作危房给拆除了。
别了，我们的祠堂学校。别了，童真和成长的人生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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