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戴泽先生，人们并不陌生，特别是油画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戴泽先生公元1922年3月出生于日本京都，同年随父母回国。先生自幼酷爱绘画，1942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师从黄显之、徐悲鸿、傅抱石、谢稚柳、陈之佛、秦宣夫等名家。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是蒋介石，徐悲鸿是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艺术系主任是吕斯百。徐悲鸿在中央大学的学生有吴作人、艾中信、冯法祀、戴泽、韦启美、宗其香等人。

戴泽先生（右一）与恩师徐悲鸿及齐白石、李可染、董希文等诸多艺术名家1946年北平美术家协会成立合影照

据戴泽先生回忆，1943年3月初的一个上午，蒋介石首次来到中央大学视察，穿的是笔挺的戎装。不少老师都在私下议论，这哪像是一位大学的校长，分明是一位三军的统帅。这句话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大概是为了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所以，蒋介石11月份再次来到学校，穿的是便服，也就是中山装。

蒋介石在教育长朱经农和训导长，军训总教官等人陪同下走进了学校食堂。蒋介石来到正中间的餐桌前，因食堂里面没有板凳，他就和几个同学围在一起，站在桌子边上。待总教官发出洪亮的开饭口令后，蒋介石拿起一个碗，走到打饭桶前满满的盛了一碗干饭，把分到的一份菜拿到自己面前，作立正姿势就餐。

蒋介石一边吃饭一边问同学们，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菜吗？同学们回答，一年四季都这样。蒋介石连声说：这样的米质量太差了，以后要改善，肉也少了点，今后也得要增加一些。据戴泽先生回忆，之后的饭菜质量确实提高了很多。在戴泽先生的记忆中，蒋介石大概到中央大学来过三、四次。

1953年徐悲鸿大师去世前三天最后的合影！徐悲鸿大师（前排右二）、戴泽先生（前排右一）

1946年，徐悲鸿大师出任北平艺专校长。途经上海时，在郭沫若家里与周恩来相会。周恩来鼓励他说：我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得到周恩来的鼓励，徐悲鸿更加充满信心。戴泽先生当年应徐悲鸿大师邀请，北上北平，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助教。他们的第一批学员有钱绍武、李天祥和后来成为香港大导演的李翰祥。 （李翰祥曾经导演过电影《西施》 《梁山伯与祝英台》《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等。） 戴泽先生后来的学生还有：中国美术家协会原主席靳尚谊、中国油画学会主席詹建俊、中国美协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李民、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孙为民及著名油画家谢东明、王沂东、龙力游、吴小昌等等。之后，徐悲鸿大师聘请在抗日战争中工作的漫画宣传队、木刻工作者协会以及在剧团工作的叶浅予、沈士庄、周令钊等到艺专任教。

戴泽先生（后排中）与傅抱石、徐悲鸿、黄显之、陈之佛等诸恩师及同学们1944年的合影照片

徐悲鸿大师惜才如命，把在敦煌工作多年，曾毕业于杭州艺专的董希文请到艺专任教中国画。把蒋兆和、李可染、田世光、黄均也请来担任中国画的教学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大师把在日伪统治下坚持真理、主张正义的齐白石、李苦禅也请到艺专执教中国画，黄宾虹也曾被请来授过课。

另外，北平艺专还设有雕塑科、西洋画科、陶瓷科、图案科，吴作人先生当时担任艺专的教务主任。戴泽、李斛、宗留香、韦其美在艺专都算是比较年轻的教师，齐白石等人则是年长的老师。1946年8月，北平美术家协会宣布成立，推选吴作人担任理事长，宋步云任常务理事。成员有徐悲鸿，冯法祀、李宗津、艾中信、董希文、孙宗慰、萧淑芳、戴泽、高庄、王临乙等。

1951年，戴泽先生与恩师徐悲鸿先生及齐白石、田世光、李可染、李苦禅等人的合影

1947年，戴泽先生的作品《乞丐》《东总布胡同》参加国立艺专、北平美术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画展。1949年，戴泽先生升为讲师，他的作品《农民小组会》刊登在《人民画报》第二期，对于当时来说，那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1951年，戴泽先生在德国柏林创作《青年联欢节》紧接着《和平签名》《马车》两幅作品被选录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并远赴苏联、东德、波兰轮展。

1950年4月1日，中央美术学院在北京成立，徐悲鸿大师担任院长。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为中央美术学院题词并勉励徐悲鸿大师团结带领中国美术界为新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多做贡献。1953年，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因病不幸逝世。徐悲鸿逝世当天下午，周总理到北京医院专门向徐悲鸿大师遗体告别。

周总理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久久地注视着徐悲鸿遗体，极其沉痛地说：徐悲鸿的逝世，对我国的艺术教育事业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当天，徐悲鸿大师的夫人廖静文，根据徐悲鸿的遗愿，把他留下的大量遗作和那些举世无双的珍品收藏，全部捐献给国家。 12月11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师生以及首都文艺界人士共500余人，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了徐悲鸿先生追悼会。梅兰芳、郭沫若等众多知名人士参加。

全国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徐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杰出画家，卓越的艺术教育家，是艺术教育界的榜样。大家应该学习他在艺术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学习他勤练、笃学的艺术劳动态度，学习他培养青年的热情，并将他的遗作作为艺术遗产加以研究。

1955年，画家徐悲鸿纪念馆成立后，周总理为纪念馆题写了悲鸿故居。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给外国朋友送贺年卡片时，指定选印徐悲鸿画的马并称赞他的作品是艺术界人士学习的典范。

徐悲鸿大师向他的学生戴泽先生等人传授油画技法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徐悲鸿大师的一幅作品《奚我后》也是徐悲鸿大师杰出的代表作。多年前就挂在南京中央大学礼堂的墙上，后来日本人把礼堂当成伤病医院，这幅作品仍然挂在里面。1945年，侵华日军投降后，这幅作品还是挂在里面。直至徐悲鸿大师去世后，才把这幅作品从南京接回北京。当时因为连年战争加上保管有误，导致作品已经破烂不堪，损坏非常严重。几乎看不出任何内容，包括油画的布料也腐蚀的不能用力去碰，只要稍微一用力就会掉落下来。这幅作品的损坏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当时主持中央美院工作的江丰等美院领导看了这幅画以后，摇摇头说：算了吧，这幅画不能要了。

刚过而立之年，血气方刚，年轻心细的戴泽先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想：这幅作品凝聚了恩师多少心血，恩师费尽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呕心沥血才完成了这幅巨作。现在眼睁睁的要把它丢掉，确实是太可惜了。在这紧要关头，戴泽先生挺身而出，当着美院众领导和同行的面，鼓起勇气自信地说：让我来试一试吧。

随后，戴泽先生花了很长的时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进行修补。整理这幅作品，首先要尊重恩师的原作原貌。戴泽先生把当年从苏联莫斯科中央修复工厂学到的经验和知识，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办法，把它全面地运用起来进行修复。戴泽先生首先把作品的反面，用了一块很大的布粘了起来，这是中国油画修复史上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可以说：没有戴泽先生当时的那股勇气，就没有《奚我后》这幅作品现在的存在。戴泽先生把恩师徐悲鸿先生的这幅油画作品修复之后就一直展出。最终在徐悲鸿大师遗作展中，终于和各界人士以及广大的艺术爱好者见面了。身在百忙之中、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也亲自出席了徐悲鸿先生的遗作展。在参观徐悲鸿先生遗作展的过程中，周总理对每一幅画都认真仔细的观看。周总理最后感慨地说：要好好保护这批画，因为悲鸿先生的画是和政治紧密相连的。

1959年中央美术学院师生合影，第二排右起：戴泽、韦启美、萧淑芳、艾中信、吴作人、陈沛。第三排右三为靳尚谊。

徐悲鸿大师于1931年构思并与1933年完成了《奚我后》这幅作品。作品描述了夏代末年，夏桀统治暴虐，商汤带兵前去讨伐。整个画面显示了大地干裂，瘦弱的耕牛啃着树根，人们的眼睛里燃烧着焦盼的期望，人民殷切地等待商汤来解救他们。

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东北大片的国土沦陷，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准备投降。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徐悲鸿大师借着这个主题抒发了人民渴望早日得到翻身解放的愿望。据戴泽先生介绍，《奚我后》和徐悲鸿大师的另一幅作品《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大师有生之年最大的两幅作品。当年《奚我后》作品挂在南京中央大学礼堂的时候，观者如潮、人们观后无不为之感动！

曾经有人问徐悲鸿大师，在这样艰苦的年代，非常的时期，您为什么还能有这样的毅力完成这幅巨作?徐悲鸿大师回答:主要是田横高风亮节的精神激励着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激怒了我、中国人的自尊心促使着我、艺术家的诚心鼓励着我。所以，徐悲鸿大师才能在十分艰难复杂的情况下完成这幅作品。

戴泽先生说：恩师曾经有这样的一句格言，独持偏见，一意孤行。这句话意思是说：他自己坚持自己的偏见、走自己的路，这句话是他经常讲的。恩师早年在法国留学时，中国的知识界都认为中国不行了，必须向西方学习，美术也是一样。一些人到了日本，东南亚，法国以后说：我们要迎头赶上，咱们也要走新潮路子。恩师极力反对这种做法，反对形式主义，是恩师挂在口头上，也是明目张胆的。在国立艺专学校开学典礼时，恩师说：如果你们要走新潮的路子就不要来这里学。恩师这样坚决反对形式主义，我在中国没有见过第二个人，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

戴泽先生夫妇与吴作人先生夫妇，八十年代在一起的合影照片

1954年，戴泽先生受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部派遣，两次去朝鲜为志愿军作画。到朝鲜后，戴泽先生深入实际，进行写生并创作了《修桥》《钢铁运输线》《大同江上》《平壤广场》等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以激励鼓舞志愿军将士的斗志。同年，他的作品《小会计》参加了全国美展。1955至1960年，戴泽先生相继创作了《淝水之战》《张献忠》《凉山大捷》《义和团》《大败洋枪队》《南昌起义》《胜利的行列》《毛主席与廖承志》《肝胆相照》等多幅大型历史题材的油画作品，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收藏。

其中《淝水之战》《义和团》等作品被作为大型历史教材，被《上海教育出版社》作为历史教科书在全国出版发行。1963至1964年，戴泽先生与潘世勋先生赴西藏写生长达一年之久。戴泽先生在西藏创作了《春耕》《林卡》《播种》等作品。 上世纪70年代初，戴泽先生与吴作人，李苦禅，俞致贞，王淑晖，罗尔纯，田世光，刘继卣，白雪石，梁树年等先生被调到国务院宾馆绘画组，创作了著名的《雅鲁藏布江》《布达拉宫》等作品30余幅。1974年，戴泽先生同吴作人先生赴天津大港油田写生并创作《大港油田》。1975年，戴泽先生调北京军区柯棣华创作组，创作《在转运途中》，被石家庄柯棣华纪念馆收藏。1977年，应民族文化宫之邀，到黑龙江黑河写生，创作历史画《岔沟之战》并参加民族艺术展。1978年，创作《徐悲鸿》，并参加当年全国美展。1979年，应颐和园文物管理处之邀，重新复制《慈禧像》并赴新疆写生，创作《越过天山》、《维族女医生》等作品。1980年，戴泽先生同李瑞年先生去西双版纳写生。

本文作者刘瀚锴先生与著名美术教育家戴泽先生、侯一民先生在一起亲切交谈

当年，他的作品《徐悲鸿》到法国巴黎参加了《沙龙》中国艺术展。1982年，中央美术学院举办戴泽，罗尔纯，韦启美，夏肖敏联合作品绘画展。1983年，戴泽先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工会主席，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员会委员、书画会副会长，会长是吴作人先生。当年，他的作品《肝胆相照》《孙中山》《李公朴》参加全国民盟美术作品展。1985年之后，戴泽先生参与创办徐悲鸿画室。他还先后在北京饭店以及美国纽约东方文化中心举办了个人画展。

戴泽先生在艺术界是出了名的好人。

正如著名艺术家侯一民先生所说：戴泽是我十分敬重的好人，他为人诚实憨厚，百年如一日的苦干，对于艺术同样是百年如一日的执着，尊师重道，矢志不移。徐悲鸿大师曾评价戴泽先生画如其人、既老实又扎实。总之，戴泽先生一贯坚持并时刻不忘恩师的谆谆教诲，继承发扬了恩师写实主义的传统理念。戴泽先生常说：现实主义的总比胡编乱造的好。在2010年3月出版，由著名艺术家钱绍武题词的《戴泽画集》，虽然钱绍武先生已年过八旬，但他在戴泽先生的画集题词左下方，却非常认真的落下学生钱绍武敬书。2010年6月份，笔者应邀参加中国油画院举办的活动。闲聊中，当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著名油画家钟涵先生听说笔者和戴泽先生是好朋友时，他感慨万分，高兴地对笔者说：戴泽先生是我老师，他是好人并请笔者去戴泽先生家，代他向戴先生问好。戴泽先生虽然年事已高，桃李满天下，但他在艺术的道路上，仍然不辞劳苦，笔耕不辍，勤勤恳恳地为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添砖加瓦，再铸辉煌。

本文作者刘瀚锴先生与徐悲鸿大师夫人廖静文、著名美术教育家戴泽先生，在一起亲切交谈、合影留念

根据笔者多年与戴老的接触和相处，戴老的言谈举止，为人处世，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记得多年前，笔者应邀出席戴老举办的画展，在中途休息时，戴老和他的师母廖静文女士以及他的学生侯一民先生、靳尚谊先生等人正在聊天。见到笔者走来，戴老立即招手并让笔者坐在他和侯一民先生的座位中间。同时，戴老向侯一民先生等人介绍笔者；你们别看他年轻，却很热爱艺术，他既是我的好朋友，又是我的老朋友。

戴老的这句话和那些当时谈话拍摄的照片，让笔者终身享受忘难。戴老人好，画好，品德更好，用德艺双馨、德高望重，这八个字来评价戴老，名符其实。

目前，国内艺术界专家学者、收藏界人士纷纷指出：戴老的作品具有极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作为传世佳作，无可非议！（完）

 

（编辑：刘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