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的《长江日报》，因发了几篇网民们认为不得体的文章，又是接二连三的“不得体”，形成了“舆情”，网民们“吃饭睡觉骂长报”，搞得长报人都有点抬不起头来的味道。有很多关心的人问我“怎么看”，或是“长报到底怎么了”，又或是“长报当年的那些评论高手去哪了”之类的问题，我一概是无可奉告的。八十年代进长报的我，21世纪初就选择了“离开，坚决不再吃文字饭”，对于老东家以及那里的人与事，一直坚守“不掺和，不评论”，当下这情形，就更不能“洗地”或是“扔砖头”了。
位于长江日报路上的原长江日报大楼
不曾想，就在“学雷锋”的３月５日就是昨天，长报评论部的老同事张振华兄却突然拉了个新群——“1989年的长江日报评论部”，还说是看了我写的《群到用时方恨少》受的启发，要我把没进群的老领导老弟兄都请进来。以1989年来谈长江日报评论部，我是新人，小同事，三十年后来“拉群”，自然也是义不容辞。一番联系，到今天，拉进了10个，这还是改了群名——“九十年代的长报评论部”的结果，当年的同事，多数退了如赵振宇、鄢烈山、王志远、屠礼汉、张振华，在职的余英杰、叶昌金、陈春喜、向必颖几位，却不在报社或现在的评论部了。也有的“走了”如黄克智、夏发、余刚先生，让大家“慨叹”了一番。
以为是老同事闲话家长里短。却不想都是“老评论”，三言两语就进入了“时政话题探讨”，一下子时光倒流，走进了三十年前的“长报评论部”。
当年的评论部主任、今天的华科新闻学院退休教授老赵，抛出自己2月6日放在一个公号上的文章“共抗疫情，需要我们心系人民的责任担当与理性表达”，进而引出老先生的大作《讲好真话》一书。提出：提倡讲真话，仍是当下一个重要课题。它不仅是新时代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不断提高民众的政治文明素养；与此同时，提倡讲好真话，不是口无遮拦的“雷人雷语”，更不是信口雌黄的“胡言乱语”，而是负责任、高效率的理性表达。
我知道，老领导是一直提倡讲真话讲心里话的，1986年就在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发表了《多提供讲心里话》（上图）的大作，也因为“实话实说”，上了198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晚，还现场接受了崔永元的专访，大大地风光了一回。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对老赵的发文与采访，也印证了当年的中央，还是提倡并允许“说真话”的。
1998年3月21日，赵振宇接受“实话实说”主持人崔永元的采访
对于赵振宇教授的“今天，我们不能一味鼓励想到就说，而要力求想好了再说，提倡讲好真话”。我在群里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讲好真话”不难，难的是“提供讲真话”的平台。真话讲不讲得好，讲得合适不合适，讲得是不是“真正的真”，是讲话人的水平问题，也是“仁者见仁”的问题，如果老想着“真话能不能讲好”，譬如李文亮，脑子里如果多转几下这个“好与不好”，说不定就不讲了。在当下，“允许讲”比“讲好”更重要。
英杰先生很快在群里@了我：讲好真话不太容易，环境，氛围，平台，都影响“讲真话”的质量。在赵振宇先生离开长报执教华科新闻学院之后主持评论部工作的余英杰先生，当然也是评论圈里的大腕，短短一句话就使话题又有了“更上层楼”的空间。其后的讨论更趋热闹，志远先生的“是不是真话，如何判定，由谁判定”，则让大家深陷思考之中。
鄢烈山先生也是从长报评论部起家的全国知名杂文家，大V的他静听八方，却不发“高论”，只放了篇文章，冯天瑜先生的“大疫读书记”。冯老身体不好，连“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这样的名号都交给了年轻的学者——我的复旦师兄杨华教授，这时节却还是关心时政，说是“读书”，实为“讲真话”，一推鲁迅的《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引出对李文亮大夫的高度认可：向社会预警疫情，可谓“捨身求法”，以布衣之身，尽天下之责，他们正是撑持中国坚挺的脊梁。二推（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重“上医医国”，钟南山院士1月18日来汉考查，宣布已经“人传人”，疫情严重，应立即封城，这是对掩饰事实的作法的有力反拨，亦为“医国”之举。“上医医国”乃仁心侠行，堪为世范。
想当年一部“河殇”，冯先生慷慨豪迈，思想激荡多少人。鄢烈山先生荐此文，对“讲真话”的态度，无言之言，尽在其中。
“九十年代的长报评论部”，一个才拉的小群，几个三十年前的老报人，少了“我执”与“他执”，多了心的空地，便营造了一个“讲真话”的小空间，温馨，滋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