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5日，是武汉在抗日战争中沦陷80周年的纪念日。湖北教育出版社本月底即将推出新书《武汉沦陷史》。该书由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涂文学、武汉博物馆馆长刘庆平共同主编，以沦陷时期（1938年—1945年）的武汉为研究对象，全面讲述这一时期武汉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敌我双方的军事斗争、伪政权的演变等，为第一部专题研究武汉沦陷时期历史的断代史。以下与大家分享的是，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为该书撰写的序言。
无庸讳言,武汉沦陷史研究曾经长期受到冷落。我虽然对日军侵略暴行做过若干系统揭露工作,但那只限于南京市内,并非武汉本地, 因此内心常怀愧疚之感。有件事使我尴尬。２００２年，日本“铭心会(南京) ”会长松冈环率团专程前来武汉,调查武汉沦陷时期日军暴行。她是我在从事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学术活动中结识的亲密战友, 我当时正在汉城大学参加世界史国际研讨会,且还是大会主题发言人之一,只能委托两位年轻学者接待。但由于准备不够充分,平素又缺乏研究,也就没能满足友人的热切期盼,特别是与南京学界相比,更是瞠乎其后。
1938年10月26日，日军第6师团佐野支队进入汉口租界。
这是松冈环１９８７年以来第１７次访华。离开武汉时,她代表铭心会赠送我两件珍贵礼物:一是她的最新著作《南京战·寻找被封闭的记忆》,一是全体团员在一面红旗上的签名题词。新著的副标题是“侵华日军原士兵１０２人的证言”。自１９９７年秋开始,铭心会与旅日华侨中日友好促进会等社团,分别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等６个城市设立“南京大屠杀情报热线”,千辛万苦寻找曾经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记录曾在他们头脑中封闭半个世纪以上的痛苦回忆,此项工作难度之大与用力之勤可想而知。此书由日中和平研究会策划,东京社会评论社于２００２年８月１５日出版。由于真实可信, 备受各界关注,短短３个月内加印了７次,很快又销售一空。日本朝日电视台连续播放松冈环提供的采访录像带,竟获得两千万人次的收视。日本右翼势力气急败坏,疯狂攻讦,但丝毫也不能动摇以松冈环为代表的日本正义人士维护历史真相的钢铁意志。铭心会访华团赠送的红旗上留下二十几位成员的题词与签名,仅就能辨认者记录如下:
红旗正中集体题词与署名是: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日中友好之翼铭心会(南京)
铭心会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日本老百姓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团体,没有任何显要人物混迹其间,也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据我所知,会长松冈环是一位小学校长,秘书长是一位幼儿园老师,一些骨干也都属于社会中下层工资劳动者,如邮局小职员、小吃店老板娘之类,甚至有些就是家庭妇女。他们大多是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后,受到非常强烈的心灵震撼,发现日本政府与右翼分子在教科书问题上严重歪曲历史,掩盖历史真相,为复活军国主义开辟道路。他们没有很高的学历, 却富有人性的良知,因而奋起维护历史真实,维护世界和平。他们最初是少数人的聚合,逐渐形成为松散的团体,但发展很快,从一个地区延伸到另一个地区,终于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铭心会。这群善良而又执著的日本老百姓,既不追名,又不求利,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坚持自己认为是正义的事业。许多活动都是自愿参加,也向社会各界急公好义人士募集少量捐赠。
1942年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前立着“庆祝汉口特别市政府三周年纪念”的牌楼
所以,我把这面红旗珍藏在书房里,经常看看,如见故人,共吐心曲,仿佛仍在协同战斗。我把他们当做战友,也看成是老师。这些日本人能把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历史研究做到如此极致, 我们作为中国当代历史学者岂能淡漠视之。“难道你现在的科研项目就那么宝贵, 那么重要, 连一点时间也抽不出来关心自己所在城市的沦陷史吗?” 我经常自责,也对那些自命为高人一等而实际是空谈误国的公众人物颇有微词。我现在已经很难进行这方面研究,但高兴地看到现今沦陷史已经愈益得到学界、社会、政府的重视与支持。特别是我的若干学生已经持之有恒,坚持沦陷区历史研究并且取得卓越成果。人心不死,史魂犹在,九十老翁,夫复何求?
1938年10月25日，日军第6师团佐野支队突破汉口以北岱家山，占领蓬字守望台
文学最近携《武汉沦陷史》部分书稿前来看我并要求作序。我既已为重庆《大后方丛书》写序在前(共１００卷),自应为《武汉沦陷史》撰序鼓呼于后,理所当然,义不容辞。文学为武汉土著,曾师从皮明庥、冯天瑜治武汉城市史,又曾任职于武汉市档案馆多年,对武汉地区历史文献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由他主持编纂《武汉沦陷史》,堪称最佳人选之一,必将大有所成。武汉沦陷史本来就是武汉城市史的一部分,而从城市史的角度叙说武汉沦陷史,视野更为宽阔,视角更为多元,视觉也更为敏锐与深刻,不会停留于就事论事或表象之谈。作者在绪论中用二十余页的篇幅深入阐析战争与城市的关系、沦陷史研究的城市史视野、沦陷对中国城市的影响等,从理论与学术路径两方面都有创新,堪称开风气之先。
1942年12月，汉口特别市立第二中学学生合影。
当然,无论从何种视角考察, 沦陷史的主体都应该是直接蒙受残害的城市居民,而如何看待沦陷区的众多城市居民,至今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疑难问题。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沦陷区人民一批又一批从东南地区西迁到西南与西北等偏僻地区。但坚壁清野只能是一种政治口号,多数无依无靠并且失去抵抗能力的普通民众只能留在已经沦陷的城市,任由侵略军残害。根据国际惯例,这些城市的政府在撤退前应留下少数市政人员负责照料这些民众,但国民党政府人员在撤退之际大多是一走了之。即以当时的首都南京为例。据当年德国驻华使馆官员罗森给本国外交部报告记述,他在南京沦陷前曾与英、美使馆同事向蒋介石建议,即令南京被日军占领,“保留包括警察在内的南京文职市政管理机构也是有益的”。蒋政府曾有意让南京市警察局长王国盘(音译)留守。此人能说德语,且与德侨关系密切,应属比较理想的人选。但他却胆怯拒绝, 并因此被解职,而南京市政府也没有改派他人接任,遂使数十万南京民众只能由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二十几名外侨与许多中国志愿人员全面负责管理照料。但日军攻占南京以后,不顾国际公法,蓄意纵使官兵大肆烧杀淫掠,使南京滞留居民遭受空前深重灾祸。
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 沦陷区人民欢欣鼓舞, 满心指望重见天日。不料国民党政府对沦陷区民众弃之于前,而又歧视压榨于后。接收变成“劫收”,所谓“五子(房子、厂子、金子、车子、婊子) 登科”,巧取豪夺,特别是强制以法币兑换“中储券”等伪币,使所有沦陷区人民遭受一次大规模公开搜刮。国民党的失败,表面上是军事溃败,实际上是民心尽失,其中就包括沦陷区的亿万民心。流行一时的民谣“想中央, 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即当时真实写照。我认为,作为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沦陷区人民的社会生态与心理变迁,也应该继续加强研究。
暑热渐近,头昏眼花,信笔写来,未知所云。聊以充序,尚请各界先进见谅。
戊戌仲夏于桂子山
年方九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