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基本内涵及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的认识，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并在治国理政的诸多方面的实践上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重要的探索。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主要内容、主要措施等进行了阐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回答了“为什么传承发展、传承发展什么、怎样传承发展”的问题。这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也厘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思想意义。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我们不光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而且在传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的同时，须处理好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

　　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待历史遗产

　　《意见》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这不仅符合历史实际，而且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党员干部大都是五四运动所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在相当程度上，沿袭了五四以来形成的比较激烈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态度。但这种批判，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其重点在于对封建专制、封建宗法、封建礼教、封建道德伦理、封建迷信等腐朽落后内容的摒弃，从而确立“新文化”“新道德”“新政治”。

　　有论者认为五四运动是“全盘反传统”，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而实际上，“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去圣乃得真孔子”，正是在对传统文化的腐朽落后内容的批判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系统的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理论，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

　　1938年，在指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的同时，毛泽东也提出了“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的任务，毛泽东认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此后，毛泽东又提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养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新解，《愚公移山》“愚公移山”这一寓言的新解，回答人生意义这样重大问题。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对传统修身知识和实践的批判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的问题，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范例。

　　这两大任务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的形成，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当下生活

　　1960年代，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其所著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提出了儒学“博物馆化”说，“传统的儒学不仅仅在知识理论上已经无法为现实提供解释和指导，同时也失去了作用于现实社会的能力”，儒学最终走进了博物馆，只能具有作为历史研究资料和供人们瞻仰的历史文物。这一观点对于思考近年以来中国文化之变迁有着一定的启发，但又存在着严重的误判。

　　诚然，在近代以来剧烈的社会变迁中，中国文化的基本形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种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滋养下形成的个人安身立命的行为模式与意义结构、国家治国理政的基本规则等，依旧保持了其相当的稳定性，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依旧相当程度上延续并发展着，且在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

　　仅从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的角度来说，近代中国经历了旧的专制制度向新的民主制度的转型，政治的制度体系、实践逻辑等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若干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及政治实践，在传统中国能够找到诸多的类似和亲缘的因子。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十八大以来，在反腐和从严治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巡视工作，实际上即反映了“中央政府派巡视员到地方巡视考察地方行政中的问题”这样一个中国政治的老传统。2013年3月19日，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中国政治传统依旧是当代中国干部选拔制度的基本规则。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处于“隐而不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状态。针对这种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担负起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家训家风的重要性，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家”。尊老爱幼、妻贤夫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耕读传家、勤俭持家，知书达理、遵纪守法，家和万事兴等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铭记在中国人的心灵中，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

　　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下，《意见》提出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七大重点任务：深入阐发文化精髓、贯穿国民教育始终、保护传承文化遗产、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活、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力图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转化为不可或缺的日常组成部分。

　　构建新的中华经典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从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大致经历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等五个历史时期，而在这几个历史时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都依赖于构建一套核心的经典体系，通过构建一套核心的经典体系确定知识形式、范畴概念、问题意识和论域，并展开思想竞争，从而促进思想之发展与时代之变迁。春秋时期，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通过编辑整理《诗》《书》《礼》《乐》《易》使之成书，并在鲁国史书基础上修订《春秋》，形成了“六经”这一经典体系，不仅为后世保存了上古之典籍，为儒家取得“独尊”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构成了此后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支柱。至宋代，宋明理学家将经典重新作了改编和诠释，把《论语》《孟子》《礼记》中的《大学》篇及《中庸》篇合编为“四书”，将其经典地位置于“五经”之前，形成了“四书五经”这一新的经典体系，从而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形势，重建了儒学之正统地位。

　　在传统中国，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经典是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当代中国由于经典体系的混乱，造成核心价值观念的缺失、心智模式的散乱以及心灵秩序的混乱的现象普遍存在。

　　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尊孔读经”，更不能仅仅停留在《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程度，而必须重建符合当下需求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新的中华经典体系。通过重塑新的中华经典体系，能形成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系化的、全面的、主体性的解释，避免片段的、零碎的、游移不定的解释。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意见》的提出，解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若干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问题，必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而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研究生）